《黑白记忆》第4章

生活过的插队背景中，没有了贵贱高矮，一律找齐。所有的一去不返，所有的一言难尽，所有的无可奈何的回忆，都随后化作了聚会酒桌上的一锅东北菜：“乱炖”，炖不烂在各自的心头，即使在以后再漫长的岁月里，也是消化不干净的，然后在一次次的知青聚会中，在那锅老汤中接着碴儿一次次地乱炖，无限的味道，都在其中了。　
在这一晚上的聚会中，我没有想到能够碰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周彦的姐姐周静，一个是袁柏林。　
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见到的是周静的女儿小琳，因为去年小琳生了一对双胞胎，孩子还小，周静得在家里照顾，腾出女儿来为我们的聚会摄像。周彦为了这次重返北大荒而刚刚买的一台索尼的新款DV摄像机，没有人会用，只有小琳会用，所以，小琳来了，周静没有来成。　
这应该是我们第二次错过见面的机会了。第一次，是在22年前，1982年的夏天，我大学刚刚毕业，和作家梁晓声、诗人郭小林等人组织的北大荒回访团，回了趟北大荒，回到阔别8年的大兴岛。当时，周静还在那里的7队当老师，没有像妹妹在知青返城高潮中一样回到哈尔滨。没有回来的原因很简单，她在1973年就早早地把自己嫁给了7队当地的坐地户，一个老实可靠的康拜因手。然后，是连续两年生下了两个女儿，1974年生下老大小颖，1975年生下老二小琳。周静读中学的时候，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读书，写作，一直是她的梦，却因为婚姻和孩子的拖累，那年已经考上了大学也没能上成。也许，正是因为文学一直蛇一样缠裹着她，在她的心里吐着信子暗暗地作祟，那年我回北大荒的消息在大兴岛农场场部的广播喇叭里播放了之后，她从7队跑了18里地跑到场部，希望能够见到我。她大概是想找我切磋一下写作吧，可惜我已经回2队了，阴差阳错没有见成面。　
她是1984年先到呼兰，1990年才辗转回到了哈尔滨，丈夫跟着她也辗转来到哈尔滨，康拜因开不了啦，只好干临时工，一干干到现在，颠簸几个地方，干了整整20年的临时工，就像现在年轻人里的“漂一族”一样，在陌生的都市里寄人篱下，含辛茹苦，和周静一起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周静还是一直在做她的文学梦，业余时间学完了哈师大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在哈尔滨第20中学当一名语文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晚回家悄悄涂鸦。去年，二女儿小琳生下双胞胎，偏偏赶上小琳的丈夫意外出了车祸，一下子无法照看孩子，周静只好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替女儿照看一对双胞胎。可能，这就是周静的命，当初，为了丈夫，她牺牲了读大学；如今，为了女儿，她再一次牺牲自己。　
也许，是我和她的缘分不够，这一次又没办法见面了。看到长得很漂亮的小琳，我在想像着周静，我一直没有见过周静，只能在小琳的身上猜想她的模样。年轻的时候，她应该和女儿一样的漂亮吧？青春的轮回，总是以失去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呀！历史车轮的前进，往往是以弱者作为牺牲品为车轮前进的润滑油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的是，她为什么那么早就结婚了呢？而且，又非要嫁给一个当地的康拜因手呢？也许，这样问，本身就不公平，康拜因手怎么呢？英雄从来不问来路，爱情更是本来没有原因和对错可讲的。事过境迁之后，只有我们旁观者才这样猜测和揣摩，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判断和隔靴搔痒的安慰或关心。我只是有时会悄悄地想，一个人的青春就是这样的过去了，爱情和婚姻以及生育，当然还有文学这样多少有些虚妄的梦，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滋润得充实美好，也能够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被切割得痛苦零碎。一个个当年曾经伴随着泪水写下过的文字，成为了如今的一点点灰蒙蒙的尘埃，将岁月与人生一起尘埋网封起来，谁还会记起？她自己又还会对谁说起？想一想，没有梦的人生就像没有星星的夜空一样，是可怕的，可有了梦的人生，就一定不可怕吗？就一定能够星光璀璨吗？　
现在，周静还有她妹妹一样兴致勃勃的心境吗？也愿意和我们结伴而行一起重返北大荒，再到她的7队去看看吗？我猜不透。周彦告诉我，她姐姐活到现在还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虽然回哈尔滨已经那么长时间了，却好像和城市格格不入，没有融合在一起，总还是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回忆里，生活在北大荒。我问文学呢？你姐姐还是那样的痴迷吗？周彦说，当然，那是她的一个梦，只是淡漠了许多。也是，再浓的茶，架不住时间的煎熬，几十年来，一壶水沏到这时候，茶也冲淡了许多。再美好的梦，哪怕灿若一天云锦，也会被风雨洗涤得颜色褪尽，薄如蝉翼，再也禁不起撕扯。北大荒，在那场天翻地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经造就了北大荒的版画和文学，阴差阳错地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家，却是以牺牲了周静这样许多人的文学梦和青春梦为代价的。虚妄而飘渺的文学，曾经成全了我们，却是害了她。
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袁柏林，是我在3队组建宣传队时认识的。那时，武装营成立，营部就设在3队的大道北面，营教导员是邓灿，他把我召去营部负责组建宣传队。人员基本以3队的为主，和我先后报到的，外队来的，就有一个人，他就是袁柏林。一个个头不高却很精神的小伙子，哈尔滨知青，我知道他是打洋琴的，我们正缺一个打洋琴的。我和他睡在营部的一铺炕上，天冷，就睡在一个被窝里，亲如兄弟。在大兴岛乃至建三江大大小小的角落里演出，大部分时间来往没有车，都要在那甩手无边的荒草甸子或弯弯曲曲的沙石路或泥路上走，都是我和他走到最后，我和他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用一个木棍抬着洋琴盒，路远无轻载，走的路长了，洋琴盒便显得很沉。大概是因为我总和他一起抬洋琴盒，让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自己的事，有人在帮助他，所以他一直都很感谢我。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不大爱讲话，我们彼此之间交流得并不是很多，大多时候都是默默地走，但在夕阳下或在月光中，乃至在细雨蒙蒙或飞雪飘飘中，洋琴在盒子里似乎和我们彼此的心一起在唱，我们都感到很亲近。　
那一年，武装营的宣传队要解散了，我分到场部当老师，他留在3队干农活。分手的那一天，他送我走到3队的大路口，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1974年，我离开了北大荒，我到3队和他告别，留给他我家的地址，对他说，如果以后到北京来，到家里找我。分手的时候，他又是到3队的大路口送我，默默地，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走了老远，回头一看，他还在路口那里站着。再一回头，他还在那里站着。　
我们再也没有了音信。谁想到，竟然在今晚的聚会中见到了他。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是告诉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能够再见到你，我一直在找你。　
这句话，一下子让我心动。我在问自己：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找他吗？真的，想到这一点，我感到惭愧。人生匆忙和烦扰中，让我遗忘了许多人和许多事，记忆如同一件漆皮脆薄的家具，经不起时间的磕碰，斑驳脱落的，却往往是我最应该珍惜的呀！　
他又对我说：我把你这些年出的书，在哈尔滨能够买到的都买到了，我家里摆着你的书有一排。　
这话让我感动，便越发的惭愧。　
然后，他又告诉我：1982年秋天，他旅行结婚到了北京，怎么那么巧，到了北京的第一天，买了张《北京晚报》，因为他知道我写东西，是想看看报纸上面有没有我写东西，怎么那么的巧，那天的报纸上正好登载着我写的一篇散文《北大荒归来》。那年，我第一次回北大荒，写了那篇感想。真是阴差阳错，不是早一天，也不是晚一天，就在他刚刚到北京的那一天，北大荒和我的名字一起竟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让他感到分外亲切，也觉得是他和我的缘分。按照我留给他的地址，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好不容易找到我原来家的地方，而我已经搬家。　
我一直打听你，都过去了整整30年，今天才又见到你，你知道吗，你影响了我的一生。
给了我一个应该也值得回去的理由
他这样对我说，这样的话，说了好几遍。我知道他不是善于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