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18章

于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十五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1958年2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及此事时，毛主席也说过：“双轮双铧犁在北方还可以，在南方是名声很臭。这个东西对不对？现在看起来不对。”纲要规定，从1956年起，5年到7年内基本扫除城乡居民中的文盲（以识汉字1500个以上为标准）。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膨胀空气下，实现这个目标的时间，到某些省里变成了4年和5年，到某些县里又变成了3年和2年，到某些农村就变得更短。现在看来，不仅将5年到7年任意缩短是冒进，纲要关于5年到7年的规定本身也是冒进的。在我们这样贫穷落后的大国，要指日消灭文盲，谈何容易！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1956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1956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客观原因：
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和华北平原遭受洪灾，全国农业歉收，许多农产品减产，其中棉花比上年减产9％，即减少220万担。我国那时工业极为薄弱，轻工业原料90％左右来自农业。农业丰歉对第二年轻工业生产、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有重大影响。由于1954年农业歉收，致使1955年地方工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其中棉纱生产能力只利用75％，棉布、食油生产能力只利用62％，面粉56％。最为严重的是卷烟工业，只利用24％。轻工业减产，加上粮食供应紧张，这又影响重工业生产，影响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的安排。因此，1955年工业总产值仅比上年增长5。6％，基本建设投资增长幅度也低，使这一年成为“一五”期间工业发展速度最低的一年。这就为1956年的工业和基本建设高增长提供了一个“低基数”。这是一重影响。另一重影响就是1955年农业丰收，其中棉花产量从1954年的2130万担猛增到3038万担，一年增产棉花908万担。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作物增产，就比较充分地把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的设备开动起来，推动了整个工业也推动了基本建设投资的高增长。
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1956、1957年到货，这也促使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
即使除去上述两项正常因素，年初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工业生产计划的增长速度也还是偏高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正确的方针，遏止来势很猛的冒进倾向，而是一个劲地反对“右倾保守”，只讲多和快，不讲好和省，那么，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
但是，正因为来势很猛，冒进势头还只能说是基本遏止住，并没有完全遏止住。后来总结，认为1956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20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10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我在第19篇中讲到，从1953年以来，我国预算执行情况，年年都有结余。可是，1956年不仅没有结余，反而出现赤字10多亿元。1957年1月8日到10日，毛主席在颐年堂召开小范围的会议，座谈1956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富春、先念同志和我，我们四人的发言，都一致认为1956年“冒了”。陈云同志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会后加以充实，1月17日在省市自治区书记会上讲了，这就是他后来收入文选的那篇著名文章《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富春同志的发言认为，1956年计划冒了，执行中也冒了。他还使用了“冲昏头脑”的话。先念同志的发言，从财政预算角度上讲，认为1956年“冒了”30—35亿，其中库存减少25亿，银行透支10亿。我的发言，则列举了1956年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基建投资过多，挤了市场；消费资料增长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工资福利的增加，超出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等等。凑起来共10个问题，也可以说是1956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10种表现吧！我们四人的发言，毛主席作了详细的笔记，即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题为《谈经济问题时主席的笔记》。毛主席在我的发言部分标了一个题目：“薄一波十条”。
第五部分第143节　“反右”及“大跃进”（5）
6月人代大会通过了1956年国家预算之后，周总理立即把自己的精力转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编制工作。这是为八大准备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1956年反冒进抓的第二个题目。
如前所述，1955年夏天，国务院在北戴河召开重要会议。各部在会上不仅提出了1956年计划指标和15年（1953—1967）远景计划设想，而且也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国家计委加以汇总后，于10月5日，连同15年长期计划设想一道，报送到中央、国务院。但是，也如前所述，在11月间，毛主席提出《农业十七条》和随后部署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各部不约而同地把在北戴河提出的“二五”计划方案否定了，重新提出了“二五”方案或把“三五”计划改为“二五”计划。例如：粮、棉、钢产量指标，有关部门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46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4300万担，钢产量1100万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粮食指标增加到6400亿斤，棉花指标增加到7000万担，钢产量增加到1200万吨。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将各部修改后的“二五”计划方案汇总报告中央。34个部委汇报时，各部和计委是按照修改后的方案向毛主席汇报的。
毛主席对各部修改后的方案是满意的。但认为钢产量指标还低，他主张1962年“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三五”期间再翻一番，搞到3000万吨。因此，计委后来又计算过以1962年生产钢1500万吨为目标的“二五”计划方案。由于方案向毛主席作过汇报，等于得到毛主席首肯，要落实修订就更困难了。
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回顾编制“二五”计划建议中的困境时说：由于钢、粮等指标过高，“各部、各省市就要跟上去，煤、电、油是这样，机械工业是这样，这样就根本没有法子平衡”。八大开幕在即，尽管6月的人代会已批准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有关部门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符合这个方针的“二五”计划草案来，周总理很着急。
7月3日到5日，周总理连续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报送的两个“二五”计划草案。周总理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是“不可靠的”，“危险的”。就1962年产粮6400亿斤、产棉7000万担的两个指标，周总理说：合作化后，虽然农业增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水、旱灾害总要起作用”。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农业税、轻工业利润、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预算等一系列数字都要受影响”。周总理、陈云同志和我主张把钢产量也降下来，我们都不赞成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惟一尺度。钢少搞些，别的就都可以少些。经过3天的讨论，周总理强调：“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会后，计委又一次调整“二五”计划方案。在7月17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周总理再次指出：计划必须“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能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资等其他条件”。在这前后，他还同计委工作人员反复计算各项指标的可行性。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帮助下，计委于7月下旬编出一个新方案。
8月3日到16日，周总理、陈云同志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编出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回京后又邀集计委具体主持计划修订工作的同志推敲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