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19章

8月3日到16日，周总理、陈云同志在北戴河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查计委新编出的方案，对部分指标作了调整。回京后又邀集计委具体主持计划修订工作的同志推敲了一遍，才提交给中央。
正在这时，苏联的意见来了。8月17日，苏联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和第一副主席帕乌金约见我在莫斯科的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转达苏联政府对我“二五”计划草案的意见：积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从“一五”的22％跳到“二五”的26％，对这个飞跃感到惊奇；“二五”投资比“一五”增长两倍，太大了；苏联因金属材料供应很紧张，而且还有工人罢工问题，对中国要求供应设备的生产很难保证；所提具体项目尚在研究，希望中国同志了解苏联的困难。9月1日，苏共中央正式给我党中央复信，认为我“二五”计划草案拟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紧张的，而比较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很谨慎地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复信明确表示：中国要求苏联在“二五”期间为109个新建企业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将尽量予以满足，但所需设备，要从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某些项目1960年开始供应），更早地供应设备是不可能的。苏联的答复，对周总理主持修改的“二五”计划草案被中央采纳起了有利的作用。
国务院最后敲定提交给中央的“二五”计划方案：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4800万担。同1955年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指标比较，粮食产量只增加400亿斤，棉花产量只增加500万担，就是说，基本维持主管部最初设想的指标，但是，同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上报的方案比较，差别就大了。其中：粮食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1400亿斤，棉花指标比1月14日方案减少2200万担。1月14日方案指标偏高，无须拿后来的实践证明（1962年由于天灾人祸，生产极不正常，也无法证明），仅从国家计委汇总上报时提出的条件，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家计委提出：如将1962年的粮食指标定为6400亿斤，棉花指标定为7000万担，需要的条件是：大力开荒，兴修水利，大量增加化肥，大力推广《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有关增产措施。所提开荒一条是：在完成“一五”预计开荒9000万亩的计划以后，“二五”期间要求开荒2亿亩，1956年到1962年每年开荒3300万亩，196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3亿亩。别的条件先不说，仅这一条就无法做到。我国东部、中部地区耕地后备资源有限，宜农荒地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的边远地区，开发垦殖需要大量投资。据周总理的算法是：开荒1000万亩，当时需要投资5亿元；如每年平均开荒3300万亩，每年就需要投资16。5亿元（1956年的财政收入只300亿元左右）。这在当时无论如何挤不出来。相反，国务院敲定的指标，就比较扎实了。1957年的全国粮食实产量为3820亿斤，国务院敲定1962年达到5000亿斤，五年增产粮食1180亿斤，每年平均递增200多亿斤，在正常情况下，这既是可以做得到而又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而把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定为6400亿斤，则五年内要求增产粮食2580亿斤，每年平均增产500多亿斤，这是很没有把握的。1957年的棉花实产量3000万担，国务院敲定，1962年达到4800万担，5年增加1800万担，每年平均增加360万担，这也是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做得到而又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而把1962年的棉花指标定为7000万担，5年内要求增加4000万担，翻一番还多，平均每年增产800万担，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9月初，周总理在审阅、修改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八大作的政治报告稿时，发现别人在铅印稿中将1962年的粮食产量指标改为52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改为5200万担。他按国务院敲定的指标，将粮食指标改为5000亿斤，棉花指标改为4800万担，并在旁边注明：“粮棉产量是经过多次商议并与陈云同志谈过的”。
国务院敲定的粮棉生产指标，为毛主席所采纳。9月13日，毛主席在第三次审定周总理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稿时，发现1962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300亿斤（这是别人改的），毛主席批示：“五千亿斤为宜”。
工业方面的指标，有的取得一致意见，有的意见未能一致。经商定：凡意见一致的，即写一个数字；凡意见不一致的，即写两个数字，作为上限和下限的机动幅度。例如，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就是两个数字：1050万—1200万吨。
毛主席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口号，本身是比较全面的。可是，好和省的标准，当时没有人提出具体指标，也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实现也难。而多和快显眼，在不顾好、省和安全的条件下，做到也比较“容易”。在批判“右倾保守”和开展生产建设高潮的气氛下，人们更容易注重多、快而忽视好、省。而且所谓“多、快”还常常是以牺牲“好、省”为代价的。有鉴及此，周总理在第三次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删掉“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批判反冒进时，此事曾一再被提出。
周总理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既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后来，虽受到批评，但在经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之后，终于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1960年6月18日，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谈到高指标的教训时，深有感慨地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
第五部分第144节　“反右”及“大跃进”（6）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提出了团结全党和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为实现这一历史任务，解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我在第19篇中，回顾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时刻开始，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以苏联为鉴”，总结我们已有的经验，对中国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正如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本篇中又介绍了周总理领导的反冒进工作，反冒进对八大正确决策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由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过程，实际上是努力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八大的一系列正确决策，是在探索中形成的，是探索的积极成果。
第一，根据对新形势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探索成果，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概括几个月来党中央的探索结果，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理，不断分析社会矛盾，并全力捉住主要的社会矛盾，把自己工作的着重点摆在解决主要社会矛盾上；主要社会矛盾转变了，工作的着重点也跟着转变，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工作方法，也是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断夺取胜利的一大诀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既然已经发生了上述变化，工作着重点当然就应该随之转移。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正是党的工作着重点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移的标志。
第二，根据反冒进中积累的认识成果，作出了关于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正确决策。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中，对“一五”期间的经济工作，总结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例如，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