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2-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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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看起来如此不同的人，由于共同的政治野心，走到一起来了。
高岗在东北掌握大权后，政治野心日益膨胀，动起当独霸一方的“东北王”、相机攫取更高权位的邪念。他从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处处强调东北“特殊”，在政策执行上也强调“情况特殊”而自作主张，有的明显同中央政策不一致；二是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散布流言蜚语，设法贬抑、诋毁他们；三是极力讨好苏联，妄图“挟洋自重”。那时的苏共和苏联政府，大国沙文主义很露骨，高岗却公然对苏方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1949年7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而最赏识他高岗。
柯瓦廖夫后来升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在1949年12月初陪同毛主席首次去莫斯科谈判时，打了个“小报告”给斯大林，说中共中央委员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中国党中央领导人现在还支持他们；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还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构成等机密情况。这些“情报”正是高岗提供给他的。斯大林把柯瓦廖夫那份“报告”交给了毛主席，但又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志对我们在东北的合作非常高兴。”并且指名赞扬了高岗，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多年后，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毫不掩饰地说：“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内部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1952年高岗调到北京，住进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东交民巷开设了“总代表处”，约高岗随时前去吃喝玩乐，继续投高所好，其意图不说自明。
第五部分第127节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2）
饶漱石的权欲，在1942年和1950年曾经两度自我暴露：
第一次，“黄花塘事件”（按：黄花塘为江苏省盱眙县的一个村庄，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曾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驻地）。
1942年春，刘少奇离开华东回延安工作。中央电示，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由饶漱石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由陈毅代理。刘走后，干部中有些人有议论，认为论资格、能力、经验、人望和历史功绩，陈都比饶强，书记、政委由饶代理，出乎大家的意料。不久，中央决定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实行一元化领导，饶更加忐忑不安，生怕书记、政委轮不到自己，于是，施展权术，把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看作排挤陈毅的机会。他自己躲到离军部40里外的地方搞“农村调查”，让陈毅在家主持会议，发动干部给领导提意见。再看准“火候”，突然返回，分别找一些负责干部谈话，强调陈毅历史上就“反毛主席”（指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说陈毅一贯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一听说陈毅反毛主席，也跟着饶漱石一道批斗陈毅。用陈老总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那里“鬼都不上门”。斗过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发电报，歪曲事实，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末尾提出“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并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同时，又煽惑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央发电批评陈毅。中央考虑到饶、陈不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而原定要在华东主要负责人中抽出一人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毛主席电调陈毅去延安。电文中交代：“陈来延期间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陈毅到延安后，很快向毛主席、党中央把一些问题说清楚了，并且按照毛主席的意思，向饶漱石和华中局发了一份词意恳切、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报。毛主席也同时发电报给饶说：“关于陈、饶二同志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在内战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饶漱石同志加以解释。”可是，饶漱石在接电的第二天，就回电毛主席，硬说“陈和我的争论，既非属于重大路线，也非简单属于工作关系性质，而是由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他对统一战线，对文化干部，对某些组织原则，仍存在个别右的观点，对过去历史问题存有若干成见，且有时运用很坏的旧作风”，等等，要毛继续“给他（陈）帮助”。给陈毅的复电就更不用说了。毛主席劝告陈毅“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现在“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陈听从毛的劝告，把这事搁下了。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就是这样得到的！
第二次，“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决定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六个大区都建立军政委员会，由大军区司令员兼主席，其他五个大区都照办了。对华东地区，毛主席再次交代由陈毅担任主席。陈毅觉得自己既是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的了，先后向毛主席和饶漱石表示最好别让他兼任此职。毛吩咐让华东局讨论再定，但仍明确表示，还是由陈毅担任为宜。饶却借着陈毅的谦让，对陈说：“你不担任，只好由我担任。”在召开华东局常委会讨论此事时，饶不强调毛主席一再关照主席由陈毅担任为宜，如果华东任命同各大区不一致，可能引起外界揣测，影响不好等等，来说服大家；反而强调华东在美、蒋的海、空封锁骚扰下军事任务重，上海工作繁重，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