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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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6　西园寺侯爵的秘书 此后不久，日本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侯爵访问上海时，派他的秘书来看我，就有关中国的某些问题向我请教。利用这个机会，我问这位秘书，侯爵是如何看待军国主义的；同时，我还大体介绍了向庆亲王建议的、成立国际联盟的方案。秘书回答说，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老百姓的纳税负担增加了不少，侯爵对此深表关切。因此他觉得，侯爵会很高兴地赞同这样一个能够结束可怕的战争的方案。然而，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话都是私下跟我个人讲的，在与俄国之间的战争仍在进行的时候，不宜向社会公开。我回答说，只管放心好了，在战争结束之前，我是不会发表他的观点的。 7　土耳其王子 这个方案在远东两个最伟大的国家获得了认同。我决定把这个方案提交欧美和平协会，于是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登上德国的邮轮后，我遇见了一位土耳其王子。他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年纪，曾在英国和德国接受教育。有一天，我同他讨论我的方案。刚听到的时候，他嘲笑这个想法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现在，每个国家都只有一个想法”，他说，“就是变得更强大，而不是成为其它国家势均力敌的对手”。 当我告诉他，每个国家的最高目标就是获得对更多土地的支配权。通过联盟，每个成员国都可以分享对单个国家的控制权；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任何单一国家都做不到的。最后，他承认，无论是从扩大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所带来的益处、还是从实现国际和平所带来的益处看，这都是他听说过的最好的手段。但他又评论说，要通过教育使民众认识到它的好处，还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 船上还有一位美国战地记者，斯丹利·斡侍本（），他的父亲是一位参议员。他很快就抓住了我这方案的所有含义，表示大力支持，并声称它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现状，给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 8　卢塞恩和平研讨会 1905年，当我在伦敦时，遇见了我的朋友爱德汶·米德先生。他是波斯顿二十世纪俱乐部的主席，也是1900年为我开具介绍信、使我得以进入华府大门。当时他和妻子正处在前往卢塞恩参加当年举行的和平研讨会的途中，强烈要求我与他们同行。因为顺路可以去热那亚——从那儿我可以赶上前往中国的德国邮轮，我便参加了进去，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了言。我告诉与会代表，在日俄战争期间，我拜访了庆亲王和其他一些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后来又与西园寺侯爵的秘书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谈话。鉴于日俄双方已在普利茅斯签署了和约，我可以不受限制地把会谈的内容公之于众，于是把侯爵秘书的声明告诉大家，说侯爵本人是乐于日本加入联盟的，如果这个方案能得到实行。 在会上，当我讲到这里时，一位来自敖德萨的代表举起双手，大声喊道：“这是我们学会成立以来，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于是代表们建议并一致通过，吁请伯尔尼的国际事务局在下一次海牙和平大会召开之前，提出这一议案。 在卢塞恩停留期间，我很高兴地见到了欧洲第一届和平大会的经验丰富的创立者、男爵夫人封·苏特娜　。 9　万德尔勋爵 1906年春，珀西·邦婷爵士带我去看身为议会内和平联合会的主席的万德尔勋爵。勋爵让我看了联合会的活动记录，非常有意思。看完后，珀西先生大声说：“新闻界对这个运动毫无所知，这太奇怪了！”“不奇怪”，万德尔勋爵回答，“对和平运动，新闻界达成了一种共谋，保持沉默”。 我告诉万德尔先生，中国和日本愿意加入主要国家间的联盟、而卢塞恩的和平研讨会又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他极力建议我取道美国返回中国，以便将成立联盟的方案提交罗斯福总统，并向他陈述尽早召开另一次海牙和平大会、把这个方案付诸表决的强烈愿望。自从帮助日俄达成和解以来，罗斯福总统赢得了全世界的信任，因而他提议的任何措施，其它国家都会毫不猜忌地予以接受。根据万德尔勋爵的建议，我在返回中国时，取道纽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拜访罗斯福总统
10　拜访罗斯福总统 在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中，我认识了同船的巴罗达　土邦的王公，同他交谈了几次。对一切有益于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利益的事情，他都充满了同情。 1900年4月　，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赛德（）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到达白宫后，我发现等着会见的人很多。我立即就被引到了总统那儿。对于成立联盟的方案，他并不是很感兴趣。在美国的各大城市里，哈德逊中将关于扩大海军的煽动宣传能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说不上来，但很清楚的是，美国的军备扩张政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罗斯福总统本人不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因而只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实际上，这个答复同我在伦敦时从詹姆斯·布莱斯（）爵士那儿得到的答复没什么不同。 11　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