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71章

11　中国政府改变态度 1906年夏，回到中国后，我去了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劝说他们立即派遣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部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 尽管中国政府过于胆小怕事，没能对罗斯福总统的提议作出回应，1907年中国代表在海牙和平大会上的提的一个问题，却使他从众多代表中脱颖而出。他提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一个国家，如果别人向他宣战，他却不打算抵抗，结果会怎样？ 12　拜访伊藤博文公爵 1908年1月，我去了东京。在哈利斯（）主教的安排下，我在伊藤博文公爵在阿摩里的新官邸与他见了面。我对他说，这次来的目的是向他提供一个方案，在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间建立联盟，希望他能感兴趣。他一直听我把话讲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后，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建议，它实在太有意思了，如果我手头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字资料，他很希望能得到一份，好作进一步研究。他对这个方案的接受，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比兴奋的事情。他不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只是认为实行起来比较困难。 伊藤的身材在一般日本人之下，非常敦实。他讲的英语不很流利，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半天，好像要衡量每个字的分量。 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刚从国外回来时，他过于急切地要加速推进各种改革措施，结果招致了保守派的强烈仇视。有一个时期，他们决定除掉他；他不得不东躲西藏，逃避他们的追杀。他逃命的故事极不寻常：他躲进一家茶叶店，请求女店员把他藏起来。她移开几块地板，露出下面投放垃圾的洞口。“快躲进这个垃圾箱”，她说。当他安全地躲进去后，她把地板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把木炭火盆（一种盒子状的烧木炭的炉子，上面是烧水的壶）移到他藏身之处的上面。追杀者进来后，发现那位女店员坐在火盆旁边——她通常坐的地方。他们问女店员，刚才进来的那个人在哪里。她对他们说，欢迎他们来一次彻底搜查。他们的搜查不过是白费力气，很快，他们就离开茶店，到别的地方搜寻去了。为了感谢她在危急之时出手相助，伊藤娶那个女店员做了妻子，她就是现在的伊藤公爵夫人。这就是他罗曼蒂克的婚姻故事。 在我离开之前，伊藤公爵热情友好地邀请我参观家里的一个大厅。内阁经常在那里聚会，设计日本宪法的框架；就是否加入宗教自由条款，在那儿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在《大伔鸾獭纺且徽吕铮樯芄饧碌睦戳ヂ觯！　〈撕竺患柑欤毡竞推叫岬拿厥楸瓜壬耸辔挥忻猩矸莸娜毡救死纯次遥渲杏腥毡咀ぐ臀鞴埂⒌酃笱У墓史ń淌诘取Ｎ蚁蛩谴筇褰彩隽宋以诤推绞乱抵兴龉墓ぷ鳌?br />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3　卡内基先生在市政厅的演讲 1910年5月，我应邀在和平协会伦敦年会上发言。同一天，在伦敦市政厅，在多得数不清的听众面前，卡内基先生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演讲”。他讲到，塔夫特（）总统表示，所有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的国际问题，都应当付诸公断；并且完全不再像迄今为止所习以为常的那样，将国家的荣誉建立在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的基础上。如果美国接受了这种政策，而其它国家又跟着实行，将在实现世界和平的道路上迈出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第二天，《晨报》就卡内基先生和我的观点发表了一篇社论，声称我已经“触探到有关和平的全部问题的根基了”。 我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文字里： 由世界上十个主要国家在互惠互利和机会平等的基础上结成联盟；把所有国际难题都提交世界联盟所组建的最高法庭，只保留一支陆海军，以保障最高法庭的裁决得以执行，从而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对那些不愿意加盟的国家实行高额关税，而其它国家间则实行自由贸易。 14　仲裁协定 1911年4月29日，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会议上，首相阿奎斯（）先生提议，前首相巴尔福附议，主张在英美两国间签署一份仲裁协定，以保障将来两国间不发生任何战争。看起来，这似乎是向着实现全世界和平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一步，而国家名誉问题，以前体现在每个国家各自决定自己的事务，现在第一次诉诸公断。 15　欧洲大战 1907年海牙国际和平大会提出的主题，不是国际联盟的建立，而是由德国代表团提出的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强权是否即是公理。1914年欧洲大战风烟顿起，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意味着强权的道德属性仍然是一个尚待争论的问题。 看到那么多国家实际上陷入了战争之中，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只有通过联盟，将来才能够避免战争。于是，我写了一份宣传稿，题目是《未来避免战争的唯一确定可行的办法》，把它寄给了英国、美国和远东地区的一些社会领袖人士。从开始写作，我就发现，国内那些具有思考能力的心灵，如盖伊特（）、罗兹·狄更生、阿克顿勋爵，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一些人，都曾经深思过同样的问题。英美两国的主要期刊都曾经大力倡导确立一个中央权威，认为这才是解决战争问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 早在1870年，格兰斯通（）先生就说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公共权力的观点，作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性理念，获得了最尊崇的地位”。1915年9月，在都柏林的一次演讲中，阿奎斯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所应追求的目标，是“公共权力的观念”。他说这话意味着，“那种取代武力、取代相互角逐的野心导致的冲突、取代相互联合与结盟、取代脆弱的国际政治平衡的、欧洲各国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对平等权力的认识的基础上，并且为一个共同的愿望所确立、所强化”。 但仅仅在欧洲各国间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还只是一种补缀性的工作。那种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的伙伴关系，还必须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并且必须建基于把上帝作为人类事务的最高管理者的共识之上。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后记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提摩太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立即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这首先是由于他那鲜明而丰富的人格特征：他心胸阔大而作风严谨，姿态谦卑而仪节庄重，既有无私忘我的工作热情，又有领袖群伦的个性魅力；人性的高贵和种族的偏见、宗教的虔诚与世俗的卑琐、先进者的洞察力和强势者的傲慢自负、理想主义的天真和市侩式的精明算计、唐吉诃德式个人英雄主义与仗势凌人的殖民者的蛮横，等等，这些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统一在了他那广袤而孤寂的心灵里，使他成了一个值得体味的历史人物。 其次是由于他身世的独特性、经历的复杂性和他所承担的历史角色的象征性。一个外国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此深刻、如此全面地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实在是非常罕见的。他不仅是一位有影响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中外达官贵人的坐上宾、殖民侵略者的经纪人、维新派的幕后师爷、孙中山革命党的反对派。四十五年的时间里，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结交权贵，联络士绅，顾问洋务，鼓吹变法，调停外交，抨击革命，时而幕后，时而台前，为了上帝，为了英国资本家，有时为中国人民，有时还为清朝的皇太后陛下，不辞辛劳，忙忙碌碌奔走于红尘深处，把捧场面、抬轿子、吹喇叭等等中国官场的传统绝技操练得炉火纯青，得心应手，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纵椑横阖，成为清末动荡世局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个人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激烈较量、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政治经济侵略与思想和技术启蒙的对立统一等等这些重大矛盾，无不生动地体现在他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里。 总之，李提摩太不仅值得研究，而且不容忽视，也无法回避。但迄今为止，我们对他的了解却少之又少，一些最基本的材料依然无人光顾。 这就是我们翻译本书的缘由。希望我们卑微的努力能够为中国近代史及相关研究提供一块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