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疆域的变迁》第20章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现第一乌尔王朝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喜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不仅埃及，就是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因史料有限，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18世纪中叶形成了中国的极盛疆域。
前苏联的领土是2240万平方公里，超过今天中国领土的两倍，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面积数字的比较完全不同了。1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及其子弗拉基米尔扩大了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到12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1223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14世纪以后，相当中国元末明初时，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大起来，伊凡三世（公元1462—1505年在位）吞并了所有东斯拉夫人的土地，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16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吞并东乌克兰和基辅的事实到1667年才为波兰所承认，1775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1783年夺取克里米亚，17世纪扩张到亚洲，18世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19世纪从中国夺取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前苏联的领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但不到半个世纪又重新分裂。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200多年，而它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家。
中国能够在2000多年前就形成了广阔的疆域，中国的疆域能够稳定地延续下来，统一的中国疆域最终出现在18世纪中叶并且由清朝实现，这些都不是偶然的，需要各方面的很多条件。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各族人民为祖国的统一而进行了长期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大力开发经济，发展生产；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同样，近代中国大片国土的沦丧，固然有其外部原因，但国力的衰落和政府腐败是决定因素。
1　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在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中，汉族作出了主要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汉族人口众多，文化和科学技术先进，而且在于汉族最早建立了统一政权，为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秦朝，就是以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为主建立的。尽管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但经过汉朝近400年的巩固，中原王朝的疆域已经基本定型。从秦朝至清朝这2000余年间，虽然中原王朝的疆域时有盈缩，但它们的主体部分——北起阴山、燕山、辽河下游，南至两广，西起陇东、四川盆地，东至于海——是相当稳定的。即使这一部分分裂成几个政权，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异，因此不久又会归于统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范围内的人口中，汉族占了绝大多数。汉族在长期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和民族心态，经过儒家学说的总结提高，升华为一种统一的观念。由于汉族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汉族人民的辛勤劳动，这一主体部分从秦汉以来一直是东亚大陆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对其他政权和民族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固然也导致了其他民族的入侵，但更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这一部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优势，尽管它不止一次成为非汉族的统治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一次次成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被征服者，甚至征服者的整个民族也被融合在汉族之中了。要是没有这一主体部分的存在，或者这一部分的经济和文化力量不足以影响并融合其他民族，那么，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辽宋、宋金那样的分裂以后就不可能再恢复统一的局面。而历史事实是，这样的统一不仅恢复了，而且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
另一方面，非汉民族同样为中国的统一疆域的形成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首先，中国的边疆最早是由非汉民族开发经营的，在这些地区归属于中原王朝或者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前，一般都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文化基础和一定数量的人口，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或者结成了政治实体。百越民族对于岭南、东南沿海和山区的开发，巴、蜀、“西南夷”、蛮、僚、俚、僰等民族对西南的开发，肃慎、东胡、夫余、挹娄、鲜卑、乌桓、高丽、靺鞨、奚、契丹、女真、满等民族对东北的开发，匈奴、鲜卑、丁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民族对北方的开发，西域各族、羌、突厥、回鹘、党项、蒙古、回、维吾尔等民族对西北的开发，羌、吐谷浑、吐蕃（藏）等民族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台湾的当地民族对台湾岛的开发，都是这些地区最终成为中国疆域一部分的前提和基础。由于边疆地区自然条件不如中原，一般都有地势高寒，地形崎岖，气候炎热或寒冷，潮湿或干旱，土地贫瘠，植被过于茂密，疾病流行，交通运输不便等不易克服的困难，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尤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些民族还在创造适应当地具体条件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产生了适应当地条件的制度和精神文明。
其次，儒家的大一统学说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只注重汉族农业区，忽视周围牧业区和未开发地区，把统一的范围局限于中原王朝和汉族人口。所以历史上一些武功赫赫的汉族政权，尽管多次进入了蒙古高原，却满足于凭借“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隔离胡人与汉人，见《汉书·匈奴传》）的长城为界。对于边疆地区的得失往往并不在意，甚或麻木不仁。汉、唐、明这几个曾经有很强国力的汉族政权都没有能将别的农业区和牧业区统一起来，相反，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统一都是由来自北方的非汉族直接或间接完成的。东汉开始的北方民族的南下虽然引起了几百年的分裂，但正是以非汉族的统治为基础的北方政权最终实现了南北统一。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元朝和发祥于长白山下的清朝都是以北方民族为基础，进而统一南方汉族地区的。
所以，如果没有非汉民族对边疆的开发，不是由他们来打破传统的统一观的局限的话，统一的中国疆域也同样不可能出现。
2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统一　
任何一个政权或部族对疆域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因此，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后，无不以各自的生产需要为选择取舍的标准。汉族很早就成为单一的农业民族，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无不以农为本，以农立国，也就是以能否适应农业生产作为开疆拓土的前提。前面提到的中原王朝的主要部分，就是一个最适宜的农业区。而在这一区域之外，在生产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一般还难以开发。例如这一区域的北界并没有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却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的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也很少越过这一界限。汉族移民的主要流向是南方，直到南方人口相对饱和以后，才不得不转向东北、台湾等地和海外。
牧业民族对自然环境的要求较低，往往满足于游牧生活，只要能从中原获得茶叶、纺织品和金属工具等必需品就会年复一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