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17章

所谓“联蒋抗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无论是在中共中央为谈判所规定的内容里，还是在会谈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都未曾有过。
据刘鼎回忆，会谈中张学良最关心的就是联蒋问题。因此，他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实行联蒋抗日。称：
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统一战线不包括他，他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说，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量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的观察，蒋可能抗日。……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政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些不容易，要作艰苦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学良还表示，除非蒋投降日本，否则他不能反蒋。
据刘鼎说，对张学良的联蒋主张，周恩来的回答是：“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此处引号中的话，据说是1961年7月4日周恩来与张学铭夫妇谈话中说的。
结果，“张学良提出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张学良的意见后，大多数同志感到如果反蒋口号连张学良这样热心联共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的人就更难了。联蒋抗日的问题就定了下来。五月五日红军回师通电不再提反蒋口号”了。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也支持这样的说法。在谈到周、张延安会谈时，年谱称，“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
显而易见，张学良和刘鼎两个人的回忆，在对蒋介石的问题上颇有些相似之处。只不过一个强调当时说的是“拥蒋”，一个肯定当时说的是“联蒋”；一个说周恩来当场承认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一个说还要回去考虑考虑。然而，问题在于这两份事隔多年的回忆，在这一点上同当年周恩来会谈之后第二天所写的报告内容全然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派去的代表，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周前去延安谈判的同时，曾明确规定了此次谈判的内容和原则。关于谈判原则，早在2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给李克农的谈判训令里就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了，即中共不接受任何有损苏维埃政制与红军利益的要求，但也不要因为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与其发生争执。至于谈判内容，则具体提出5个方面，其中特别回避了对蒋问题的讨论。而有关谈判内容的提议，也已经通知了张学良与王以哲。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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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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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上面的情况说明，中共中央这时不仅没有像李克农第一次见张时那样，要求周恩来力劝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而且干脆主张周恩来适当地考虑回避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共中央不准备再劝张学良另立局面，“抗日反蒋”。但既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张学良可能会有与蒋介石类似的提法，并已经在一个半月前指示李克农坚决反对，于3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再次明确肯定了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派”，说刚刚出席了这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会轻易地被张学良说服，并支持张关于改变中共政策的提议，这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的报告当中，确实也不存在任何这方面的内容。
为了便于读者更完整地了解周恩来所报告的谈判内容，我们不妨将如今已经公开的报告作较为详尽的引证。
此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是张学良的一些重要观点；第三部分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基本估计。但由于报告较长，又分两次写成，有些问题略有重复，加上当时收报有误，个别字读不出，个别段落被分割颠倒，因此以下引述的报告已略加整理。
对周恩来说明的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反蒋抗日、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问题，张学良的意见大要如下：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帝一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可会起。
二、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助。但他认为方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绥远，解决德王，以绥远为根据，靠近外蒙。
三、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平汉路西的四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
四、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五、派代表赴友邦，他由欧洲去，我们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六、他再不听命，无以回答，问题是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报，说他隔岸观火。他原意先取关中，并求直罗鄜县封锁，但蒋坚令其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延川。
七、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八、最后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澄城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鄜、甘、肤间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旧）。如此推延一月，看形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九、经济通商。
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购办，并可送弹药。应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中共党史资料》公布的周恩来此一报告与原文比，一来内容上似不完整，二来日期上似乎也提前了一天。公布的时间是1936年4月10日，而原文落款时间则为11日。当然，报告起草和发报完成的时间可能为10日及11日两天，但公布者未加任何说明。另报告文字整理似乎也有可疑之处。如原文“对蒋问题”一段，应为“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的文字则修改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从原来的文字看，除最后一个“他”字外，很难认为原文中前半段的“他”字指的一定是蒋介石。实际上，从讨论“对蒋问题”的角度看，“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所谓“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等，多半都是指张学良，而非指蒋介石。故这段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张的部下现在已有分化，而他自己现在却还很矛盾，至少“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但是蒋如真的降日，他定离蒋另干。修改后的文字将前面的“他”改成“蒋”字之后，意思完全改变了，成了“蒋现在歧路上”，张因为蒋介石还处在抗日与降日之间而不能反蒋。这种修改很难认为是准确的。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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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拨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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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结谈话中张学良就抗日、联苏、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基本倾向及其前途等问题，所表达的主要看法是：
一、张谈抗日的问题，（1）抗日战争发生后日本将在中国沿海树立许多御用政府，封锁中国沿海，中国抗日沿海困难。（2）抗日是否能引起日本内部变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将如何？
二、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
三、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他不相信红军进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