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新探》第23章

（一）国蒋系将领毛炳文内及国际的政治局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宝珊亦有联系。胡宗南由山西向陕南，王均在汉中，毛炳文甘南，阎锡山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主力在宁夏境，马麟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和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这时，根据预定作战计划，红军主力已经开始进入甘北作战，准备背靠东北军，控制庆阳、镇原之线以北地区，力争转进宁夏，接通外蒙。东北军除照约定应为红军让路外，还应尽快控制兰州及其陕甘大道。为此，中共中央接连致电王以哲及张学良，要求后者务必尽快照原定方案迅速部署部队，便利接通苏联和成立西北大局面的行动，切勿让蒋介石的军队制其先机。其5月26日电称：蒋介石如令王均、毛炳文部进驻，则割断了陕甘大道，对将来东北军增向兰州，准备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打通友邦之计划，大有妨碍。据此，请立时准备以东北军一部进驻镇原、隆德等地，以制先机。5月底、6月初，红军西征作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更多次通知张学良、王以哲，强调“兰州为西北大计划之最重要战略根据地，部务以适当兵力预先控制”，并将部队保持于庆阳、镇原之线，以便于红军“向固原、预旺、盐池、灵武求得确定的胜利，接近黄河，有利于尔后打通友邦之步骤”。
通过上述资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已经在西北大联合计划问题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双方在关于计划内容、行动步骤、大致的实施时间乃至东北军与红军公开联合起事后在西北的经营范围，也都有了重要的默契。
第四件事，则是双方商定立即由张学良负责送中共代表邓发（化名杨鼎华），经甘肃、新疆，前往苏联汇报一切，安排援助事宜。其实，此事早在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就已经有所商定，这次不过是进一步将其具体化而已。而张学良为此积极筹划和帮助的情况，也可以看出张确实对此作出了明确的承诺。
邓发去苏联前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在第二次延安会谈过了20天后，邓发才开始动身。根据约定，刘鼎于6月3日前往延安城外之川口与周恩来等见面并带邓发经洛川前往西安转去新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此行并非仅仅为了送邓发转去苏联，以及听取刘鼎近期工作的汇报，根据中共中央这时的布置，周恩来此行还负有十分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向刘鼎说明中共中央主张推动张学良响应西南两广事变，并递交中共中央为此起草的具体行动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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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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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时已有消息说明西南不稳，两广之陈济棠和李宗仁已开始揭旗反蒋，因此中共中央极力主张东北军与红军迅速做好在西北发动事变的一切准备。为此，中共中央专门拟定了行动计划书，由周恩来当面交待邓发与刘鼎转交张学良。计划书中除具体分析了当前的西北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及敌我两军态势等综合情况之外，“并将彼我两军关系，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外蒙关系及缩短准备时间等，均具体开列给张，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在具体布置了这一工作之后，刘鼎与邓发即一同于5日返回延安，致电王以哲派车接应，然后于8日抵达洛川，9日中午飞到西安，10日即面见张学良。据刘鼎事后电称，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可见张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一计划也颇为动心。随后，张学良当天就亲自驾机飞至兰州，前往兰州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再派飞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并写信给盛世才，其热心程度尤为引人注目。
6月初，中共中央意外得知两广发生事变的消息，当即转告王以哲：“据报粤桂军揭抗日反蒋旗帜，组抗日革命军，陈济棠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桂军夏威部未遭湘军抵抗，七日进占衡阳，粤军张达部将与夏会合，继续北进。”“此间拟派代表南下联络。”《周恩来致王以哲电》，1936年6月9日。王以哲也明确主张中共方面应当派人前去西南活动。
这种情况颇使中共中央感到振奋。中共中央除迅速选派联络人员交王以哲送出，分别派往两广和河北宋哲元等处进行联络外，立即开始筹划和部署西北发动的实施步骤。毫无疑问，对于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发动来说，西南的反蒋发动是对西北发动的最有力的支持。一旦西南、西北乃至华北同时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南京政府必将难以招架甚至分崩离析。因此，中共中央专门通电二、四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称：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抗日讨逆的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西南的发动就是这一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可以得到最广大的最复杂的各种抗日反蒋的力量的拥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而共产党在目前阶段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加速西北的发动来响应与配合这一发动”。
在6月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更进一步提到了以西北发动响应西南事变的问题，有人明确主张：推动张学良加快发展，加强对两广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加速西北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事情很清楚，“西南若恶化，对西北发动有困难”，因此“战略方针要适当的考虑”。毛泽东也认为：西南事变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大推动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心的一环，对西北发动有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西北发动可提早时间”，当然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并以胜利为前提。
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提前西北发动的时间，并将前此与张学良商定和进一步向张学良提交的计划书内容，于6月16日详细上报共产国际请求批准。电称：
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宁夏、青海方面是打通我们与苏联地理关系的重要关键，目前还没有有利的情况，然而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因黄河的障碍，在结冰以前红军没有办法出至黄河以西或以北，因此只能使用东北军。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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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初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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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报告中，中共中央提出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和装备问题。因为这不仅是中共中央担心的问题，也是历次谈判中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两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始终没有对中共中央的行动计划作出明确的响应，而是积极送邓发前往苏联，同时更主动派出自己的代表分别经上海和新疆与苏联进行联络，其目的也正是关心苏联的态度，担心事变发动后若无苏联的援助，几十万大军粮草弹药将无以为继。中共中央自然深知此种情况，因此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3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