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22章

法是不提问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法国军队同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与俄国的军队一样，也是保卫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可靠工具；所有这些国家的军队在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于镇压国内的暴动与革命，而不是相互打仗或准备打仗。
然而，拿破仑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存在军队的正式理由是保卫国家，因此自然就要发动战争，必要时还要大打。拿破仑战争时期及以后，欧洲所有强国都建立了或重组了军事学校，以教育指挥官，训练参谋人员，如英国的皇家军事学院（1802年），法国在圣西尔的军事学院（1808年），普鲁士设在柏林的军事学院（1810年），俄国的帝国军事学院（1832年），教程中都包括了近期战役的教训。法国革命前已存在的军事题材文学，发展成为一股潮流，有不可阻挡之势。战事进行期间及战事结束后，每一个国家、每一种等级的军人，都急于把他们的体验记录下来，并发表种种武断的评论。最受尊重的战略，是那些强调老式战争同新式战争有连续性的战略观点，他们把拿破仑的才能同腓特烈大帝的才能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位伟大的战略家赖以获胜的基本原则可望在未来战争中也有效。在这些人的著作中，——包括普鲁士将领冯·威利森（Willison）的《大多数战争的理论》（1840年），英国爱德华·布鲁斯·哈姆利（E．B。　Hamley）的《战争行动》（1866年），以及最出名的瑞士安东尼·德·约米尼（A．de　Jomini）的《战争艺术的价值》（1838年），都把拿破仑指挥战争的艺术看成同18世纪的战争艺术一样，认为只是个简单的谋略问题，即在保卫本身安全的同时如何威胁敌人的两翼，如何保证交通联络畅通，保证在决战时刻有优势兵力等等。当时最伟大的军事著作——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832年）也是一本探索基本战略原则的书，他关注最多的是分析与解释革命战争与老式战争的区别，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相似之处。他认为战争的道义与政治因素，同军事素质同样重要，法国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由国家全力以赴并追求彻底胜利的战争，所采取的形式总是不同于那些军力有限、目标有限的战争。欧洲在革命年代假如不曾真正经历过前一类战争——“绝对的战争”，那么，或许还以为这类战争只不过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概念、一种抽象的计算标准。克劳塞维茨总结道：断言这类冲突决不会再现未免过于草率。“如果事实上只是忽视什么事情可能发生，从而筑起一道栅栏，那么，这道栅栏倒坍之后再要重筑可就难了；相互敌对，至少是重大利益相冲突，将以和我们今天相同的方式去表现它自己。”I。Carl　von　Clausewitz；Von　Kreige；　book　VIII；　Chapter3。确切不过的是，爱国热忱的爆发，对自己的危险性同对敌人的危险性同样大。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家们不希望在活着的时候再见到这样的热忱，为此作了三十年的努力来竭力防止。但是，他们在欧洲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成功同时使工业与技术的发展成为可能，却又最终使得战争如果再起的话，其规模将使拿破仑战争相形见绌。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对海上战争的影响将在下章内讨论。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与此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头一个显示出铁路作用的战争是法国同奥地利帝国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的战争。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出铁路运输的问题。士兵与马匹可以迅速运转了，但后勤又是另一回事。法国军队发现他们没有弹药，没有药品、饲料、架桥材料或攻城设备，他们之所以能打得不错只因为奥地利军队的状况也不比他们强。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但在1866年自己同奥地利的战争中仍犯了错误，经过改进，在1870年的法国—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了解战况不再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从前民众只能从简短的政府声明或士兵的事后叙述中了解情况；而电报的发明，使战区与基地间的联系密切多了，这种快速联络不仅使首都的政治领导人同战地指挥官们便于联系，而且在报纸的地位确立并更加雄心勃勃后，编辑与战地记者的联系也大为方便了。英国民众可以随时了解克里米亚战事（1854－1855年）的细节，其结果，使他们对这场战争比对前次威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更加关心；尽管克里米亚离英国很远，他们所知道的军事行动情况只比上一场战争略少一点。
19世纪上半叶发生的通讯革命，把欧洲人民（已变得更有文化，城市化，并有政治觉悟）带入同军队活动更加接近、更多参与的新局面，尽管政府仍企图把军队隔离开，不使他们同民众接近，因为政府认为这种接近更像会瓦解军队而不是鼓励军队。但是，军队同他们所出身的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之后，同时也就产生一个纯粹军事的需要，即为支持军队不得不更深地榨取社会的资源。
18世纪时，普遍认为军队投入战场的规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由于供应跟不上。18世纪的战争很少超过八万人的。正如我们已见到的，这样的限制在法国革命时期被超越过去，因此补充给养便必须依靠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抢掠，拿破仑率领六十万大军1812年进入俄罗斯遭遇的灾难说明即使如此冷酷无情的轻举妄动，也有它的极限。随着铁路的发明，这类限制消失了。一旦调动军队的复杂性由铁路解决之后（如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例子），管理军队的限制，剩下来只有：征召适龄的兵员人数，征兵对象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以及管理火车、装备与动员的能力。
1870年，“北部德意志同盟”与法国开战，投入的兵力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时的两倍：一百二十万人。1914年，德国军队倍增至三百四十万人；其邻国的军队也大大增加了。19世纪末，欧洲大陆列强保卫自身的安全看来主要（不说是全部的话）依赖能投入战场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这一假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866年与1870年的德国统一战争的经验。当时，普鲁士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摧毁了奥地利帝国的军队，第二次是摧毁了法国的军队。而后一次还以拿破仑方式占领了敌国首都，并对一个彻底孤立的仇敌任意开列了苛刻的媾和条件。正如克劳塞维茨预言的那样，“绝对的战争”再次出现，而这次是由克劳塞维茨的门徒、普鲁士总参谋长老赫尔姆斯·冯·莫尔特克（H．von　Moltke）带回到欧洲来的。
普鲁士军队效能的基础是强制征兵制，虽然自1814年实行以来已渐式微，但从未完全放弃过。自从开始是摄政王后来成为国王的威廉一世于1858年加冕以来，这项制度便复活了。这位君王把复兴普鲁士军事力量作为他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