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的战争》第30章

——就像平时一样。还有更大量的人未被征召入伍的，都在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为战争作贡献，如矿工、农业工作者、车工镟工，以及其他本来也可以穿上军装的文职公务员。18世纪与19世纪十分盛行、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残留痕迹的士兵平民间非常明显的传统区别，如今都消失了。尤其是自从空中战争使广大民众受到的危险同军队一样多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人们觉得，在军械库当管理员或在军事基地的军官食堂当招待员比在利物浦或汉堡当码头工人或商店售货员，更安全得多。
尽管由狂热国家主义的民众支持庞大军队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仍然是一整个社会与另一整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其绝对意义几乎同欧洲中世纪时代相仿佛：在这场斗争中，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体系以及他的生存，都受到了外国势力的威胁，这种外国势力是无法与之沟通、与之妥协的。这在东方前线尤其明显：第三帝国领导人的目标正是他们的祖先一千年前的同一目标——扩张领土，屠杀或奴役该地的人民。只有苏联政府才能把苏联人民的巨大资源点点滴滴地动员起来，精神上与物质上都动员起来，同入侵者进行殊死斗争，从而天平倾斜，使上述方面的重要性超过了将军们的指挥技术与军事技术奇迹的重要性。德国人就像拿破仑，依靠进攻的猛烈推动力去争取决定性的胜利，当进攻失败后，他们便缺乏资源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他们的对手却是苏联与美国。
虽然如此，技术引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未曾有过的因素，这个因素把过去那些其价值很可怀疑的因素都比下去了。德国人如果对喷气飞机更注意一点的话，也许他们已改变了空战的面貌。如果他们在火箭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们也许就会发明出火箭武器，将会使伦敦夷为平地，并使盟军登陆诺曼底成为不可能。如果他们的核研究采取另一条道路，并获得更大的政治后盾，他们也许就发明出了核武器，将使面对它的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与西方盟国的大舰队就像是马赫迪的游牧部族在乌姆杜尔曼遇上了基奇纳的部队。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伯爵（Kitchener；　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在任东苏丹总督期间（1886－1888），曾挫败马赫迪人（Mahdi）对埃及的入侵。乌姆杜尔曼（Omdurman），亦译为恩图曼，系苏丹城市。
1945年8月，美国第一次把两颗原子弹投到了日本，每颗炸弹摧毁了一个中等城市，十二万人当场死亡。由一个非欧洲的强国来对付另一个非欧洲的强国，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在这场冲突里，欧洲只扮演了配角，这标志着欧洲主宰世界的时代的结束，一个由哥伦布与瓦斯科·德·甘玛V。　da　Gama；　1469－1524年，葡萄牙航海家，是头一个航海去印度的欧洲人。五百年前的航行所开辟的新时代来临了。这也标志着工业化国家之间各自充分动员民众，献出全部潜能，进行大规模战争，以图废除对方的时代结束了。数年后，热核武器发明出来了。这种武器具有人类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摧毁力，并有火箭能把它们在数分钟内发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在核时代，还需不需要职业士兵的传统技术？还需不需要爱国人民的忠诚参与？“战争”——一千年来欧洲所理解与实施的战争，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迈克尔·霍华德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
阿修比
ronin21
阿修比
尾声核时代
试图回答上一章摊出来的问题，会是不成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还只有三十年。拿破仑战争过去四十年发生过欧洲列强之间的有限冲突；过去将近一百年才发生一场把各国都牵扯进去的世界大战。当然，1945年不像1918年那样，大家以为这场战争结束了今后的战争，一个人类历史上可以尽情享乐的时代已现出曙光。胜利后简短的欢欣一结束，苏联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意识形态对立重新出现，同战前一样地不可调和。几个月的时间，误解便导致了不合作；几年时间，不合作便导致军事对抗，导致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扩军备战的新水平。到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秩序似乎只不过是建立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战略分析家艾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　Wohlstetter）所说的“娇嫩的恐怖平衡”之上。
逝去的岁月应能谨慎地作证：事实上，和平只建立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基础上。即世界上的大国把接受现状作为各国唯一可行的政策框架，大家都不愿再承受任何大动乱。事实上，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维持了欧洲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在一个我们看到的1945年后经济与社会迅速变革的年代，要想保持政治稳定，需要特殊的智慧，来规划政策与措施，这就像要节俭之神从他吝啬的手中施舍出一点点东西来一样困难。不过，人们至少可以有合理程度的信心，同意在欧洲体系框架内，今后的战争，有两条充分的理由预言它们同本书上述有关战争发展的种种特点具有根本的区别。
首先一条理由，“欧洲”作为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已不复存在。正像15世纪末，哈布斯堡王室与瓦卢瓦王室那样强大的外援军进入意大利各自支持冲突中的—方，把意大利半岛分割掉，于是意大利城邦体系就不复存在了。当苏联红军在莫斯科以北头一次反攻显示出苏联的强大力量、珍珠港事变把美国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1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欧洲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这两个国家，文化根源都来自欧洲，但她们拥有的资源的规模，把所有的欧洲强国都比了下去。她们打算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与经济体系，由她们来做中心；她们把欧洲一分为二，分界线就是从前卡洛林王朝（Carolingian）向东进军的前线。将来，就像从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欧洲国家间的任何冲突哪怕只是地方性的，也将引起各自背后的恩主的参与；反过来，也一样。欧洲如发生一场战争，将是全球范围大对抗的一个局部性冲突，战争的策划与部署，亦将限于这一范畴。
其次，欧洲不仅已经不是一个自我抑制的国家群体系，而且也不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中心。15世纪以前，欧洲体系同世界上的其他许多体系同时并存，欧洲同其他地区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断断续续，有些则中断了。当时的欧洲首先是扩散了其地理知识，然后是贸易，然后是军事力量的扩张；直到19世纪末，一个单一的世界政治体系建立起来，欧洲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体系的首脑与中心，欧洲一发生战争，很少有国家不受影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世界模式消失了，让位于所谓的“两极”或“多极”的复杂局面，——用这样的词来描绘其实是很不适当的。在这个新体系内，欧洲国家仍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为欧洲大陆仍是世界上最富有地区之一，但是，她们的政治影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最敏感的接触点上已被剥夺了原有的位置。这个最敏感的点，就是把冲突限制于冻结的区域之内。世界各地都发生了战争，唯独欧洲不曾发生。但是，由于发生战争的地方主要是曾由欧洲国家主宰过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军队成为产生一些新国家或新统治集团的接生婆，因此，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此始终抱有残留的兴趣，即使没有直接参与，也总是为那些军队提供了顾问、训练或武器。
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国际武装冲突的形式几乎无穷无荆其中主要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常规的”冲突，所用武器还可认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用过的武器的后代，虽然是更高级—些、更昂贵一些了，并且年复一年地寻求利用火箭技术与电子技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发明了“准确导向”的火箭（可在战场上迅速转移、发射，甚至可由步兵携带），便在两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继承下来最虔敬的问题上投下了疑问：用人驾驶的飞机取得战场上的制空权，以及用重坦克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参谋人员发现他们就像一百年前的参谋人员那样处于同样的窘境。他们知道，他们藉以作出推断的经验已经过时了；他们所能用来检验其可靠性的战例仅仅是中东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的简短冲突，从这些特殊环境是很难得出什么确切的结论来的。
然而，已经清楚的是，这类武器——火箭，超音速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