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39章

不管怎么说，在1923年前后外蒙古曾经派出专人越界追杀往日的“英雄”，为内陆亚洲翻覆的政治格局增添了一个注释。1912年，需要一个挑战权威的民间“草莽豪杰”，黑喇嘛应时而生；1914年中国、沙俄、蒙古，就已经纷纷将其视为最大的威胁，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权威。1917年，民众企盼黑喇嘛－丹毕坚赞能打破僵局，推动转机。但1918年的红党、白党在中亚（西伯利亚）的以死相搏，转移了全部注意力。谁也不再需要更多的问题。留给“回归”的黑喇嘛的，只有黑戈壁那空旷的无人定居区域。是20年代初蒙古的重大变革，预定了黑喇嘛的死期。　
据《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附录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大事记》：1921年，3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7月，苏联红军进入蒙古，库伦“解放”，人民政府成立；11月，苏赫巴托尔率团访问苏联，苏蒙签订友好条约。1922年，7月，成立“内防局”，专制取缔反革命和间谍；9月，蒙古各地“武装干涉者和占领军被肃清”。——只剩下了在边境那一边的黑戈壁“占山为王”的黑喇嘛了。黑喇嘛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已经感觉到危机邻近，所以他极力想通过投靠中国民国政府来作为依托。实际正是这个举措促使“内防局”下了必欲除之的决心。　
最初了解了刺杀黑喇嘛的经过，曾使我想起法国画家大卫的名画《马拉之死》：1793年，马拉被刺客刺死在浴缸里，手里还拿着一支鹅毛笔。当然，“人民之友”、雅各宾专政的领袖马拉，与黑戈壁的黑喇嘛没有可比性。但他们其实都是死在了自己的“天真”上。　
1923年1月，黑喇嘛被刺死在黑戈壁的要塞“碉堡山”。1928年7月，新疆督军杨增新死在宴会上。　
1928年7月7日，乌鲁木齐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出席。同时，除了新疆的政要，还有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席间，上菜的速度出奇地慢，杨增新一再催促。主菜终于来了，学校的教务主任说了一句“准备好了”，上菜的佣人立即掏出手枪向杨增新连发数枪，杨增新中了一枪，但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厉声怒斥：“你干什么！”马上被击中7枪，倒地身亡。　
“你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杨增新与黑喇嘛在这一点上，终于取得了一致。　
黑喇嘛死后，部众消散，要塞瓦解。但他的头颅却成了俄国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原珍品博物馆）的藏品。经过2003年，2005年两次考察，我有个感觉，那就是迟早黑喇嘛被草草掩埋又被秘密挖出的残躯，也将重现人世。　
从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的剧作家和导演彼得·萨德茨基一直梦想拍摄一部以丹毕坚赞－黑喇嘛－假喇嘛为主人公的、规模宏大的电影史诗《草原起义》（Aufstand　in　der　Steppe）。　
萨德茨基就在蒙古拍电影的问题，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他曾直接给泽登巴尔、巴图孟克等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写信。他终于明白，他们是不会让他拍一部将假喇嘛表现为壮士、英雄的电影的。……萨德茨基在长达数年之久时间里，曾多次致函列宁格勒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原珍品博物馆）馆长。他在信函中指出，多角度，仔细拍摄假喇嘛头颅（3349号藏品）的照片，对扮演假喇嘛的演员的化装非常必要。而博物馆提供的假喇嘛头颅照片对萨德茨基来说，太一般，不够专业，于是，他开始写信与罗玛金娜联系，请罗玛金娜帮忙重新拍照。　
1990年5月，得到答复的萨德茨基，专门委托德国苏联学家沃尔夫从西柏林前往彼得堡。5月11日，重新拍照了假喇嘛的头颅。罗玛金娜在《假喇嘛的头颅》一书中写到当时的情况：　
我怀着一点迷信的恐惧走近了一张小桌子，上面是容器，戴上长长的塑料手套后，我拿出了3394号陈列品，以便让受彼得·萨德茨基委托从西柏林来的苏联学家卡林·沃尔夫拍照。　
在筹划拍摄关于丹毕坚赞－黑喇嘛的史诗电影期间，彼得·萨德茨基成了“业余”的中亚现代史家。同时，他提出了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假设，那就是：1923年（或如哈士纶记载的1924年），在黑戈壁的要塞中被刺死的，并不是黑喇嘛本人，而是他的一个替身。这个假设立足于有关黑喇嘛之死的蒙古文献，有诸多漏洞与矛盾。　
比如，难道黑喇嘛没有得到蒙古红色政权有关针对他的“秘密”行动——军事法庭已经缺席判处他死刑——的消息？而黑喇嘛一贯相当重视媒体的新闻。他置身于在黑戈壁中的城堡里，不可能什么都读不到，甚至什么消息也没有。尤其是关于外蒙古政局的。他的眼线遍及中国西部与整个外蒙古，他们搜集的绝不只是来往于途的商旅的情报。既然黑喇嘛已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已向全体蒙古人民发布了通告，为执行行动也已“秘密”派遣了多名军官和骨干军士。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完全一无所知？
《黑戈壁》十一（7）
正是这一反常情况，使得彼得·萨德茨基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黑喇嘛留在黑戈壁城堡里的，只是他的替身。被刺杀的当然也是替身。　
对此，罗玛金娜的看法是：“在对这个人物（黑喇嘛）进行了长期、全面的研究之后，我可以断言，他并没有那么足智多谋和阴险狡猾，以致于想到预先为自己寻找一个替身。他未曾让给他送来食物和茶水的人先行品尝，未曾疑心他们是不是另有目的而来。那时，他根本顾不上耍什么阴谋诡计；至于他的身世与经历，他之所以‘隐瞒’，是因为它并不像他本人所希望的那样无可指责。他并没有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我认为，事情还没有到寻找替身的地步。”　
但是，这并没有说服萨德茨基。1991年，彼得·萨德茨基从哥廷根给罗玛金娜写信，说他在美国买到了黑喇嘛的银鞍。可如果他买的是真正的黑喇嘛的银鞍，那么，札哈沁贝勒的一切：从身世到与黑喇嘛的关系，都成了问题。因为，他在1928年告诉哈士纶，是他在陷落之际将黑喇嘛的黑马银鞍一并带出了黑戈壁。同时，他将这个据说是阿睦尔撒纳使用的宝贵马鞍送给了哈士纶，从30年代就一直保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不管怎么说，一个问题人物终于凸现出来，那就是札哈沁贝勒。实际他与黑喇嘛一样，在将自己“掩藏“起来之后，提供给人们的是经过过滤的事实。　
关于黑喇嘛，其实一直有许多超常的记载存在。　
针对黑喇嘛，列里赫曾说：“在广阔的中央亚细亚，经常会遇到一些令人惊讶不已的人物。他们对他们的同胞有一种神秘的影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俘，20年代曾到过蒙古的匈牙利人约瑟夫·格列塔，就描述过这样一个神话22：逃出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假喇嘛为追剿他的哥萨克部队逼到绝境中。逃跑者环顾了一下四周：后面是追兵，前面是一个大湖。目睹这一场面的牧民们观望着，以为就要抓住他了。尽管假喇嘛一直面对追兵安详地站着，但就在离他几码的地方，疾驰而来的哥萨克却突然改变了方向，开始绕着湖奔驰，嘴里还喊着：“他在那儿，他在那儿。”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加离奇了：假喇嘛继续站立着，眼睛一直注视着哥萨克，而他们却开始互相厮杀起来，用长枪互刺对方，显然，决定要给逃亡者以致命的一击。　
波兰博物学家费尔迪南·奥先道夫斯基，在俄国内战期间曾是布尔什维克的死对头、白卫军高尔察克将军的参谋。1925年奥先道夫斯基出版了名为《野兽、人与上帝》的回忆录。在这部风行一时的书中，他极富想象力地描绘了黑喇嘛所具有的魅力。作者在书中叙述了1921年他曾亲眼目睹的一个场面：黑喇嘛用刀豁开了一个阿拉特（牧民）的胸膛，他看见了“牧人呼吸微弱的肺和微微跳动的心脏，喇嘛用手指碰了碰伤口，血止住了，牧民的面容十分安详……当喇嘛准备打开牧人的胃的时候，我因为恐惧和憎恶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完全被惊呆了，我看见牧人躺在那里，胸腔全部被打开”。23从《野兽、人与上帝》（已出版多种文字译本）一书中，欧洲人了解到，在1921年，众佛像前祭坛上的油灯会按假喇嘛的旨意自燃。根据奥先道夫斯基的说法，假喇嘛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