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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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许多蒙古人都相信，假喇嘛属于一个由终生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上某一寺院里的喇嘛们组成的神秘的教派。这个寺院只对那些天才敞开大门。这些天才们回到人间后，便具有了超人的魔力，一个个都成为神秘的主宰者。他们即使远隔天边也能在吃饭时通过一种支解动物跟腱的特殊的方法了解彼此的情况。这一点凡人是看不见的……反抗假喇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能吞没一切的催眠力量甚至足以击毁其受害者手中的武器。杀死他本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1923年（或是1924年）起，假喇嘛－黑喇嘛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字。在他大约55年的一生中，有无数敌人，也有若干追随者。关于他的一个又一个神话，不少就是他自己“编造”的，他从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前后一致，是否可信，是否能说服人。除了在黑戈壁遇刺，在他的一生的“连续剧”中，他是成功的演员。通过他的倾情演出，我们意外发现作为演员，没有比演出一个正常人更难的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了黑喇嘛的黑戈壁，就没有了疑问、秘密，没有了期待感与神秘感，没有了恐惧与战栗，没有了红、白两种颜色之外的另一种颜色——黑色。
《黑戈壁》十二（1）
2005年春节一过，我开始准备就黑戈壁写点什么。　
上半年我将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打算作一些以前忽略了的事。我答应过一年内不写“黑喇嘛”，这个约定在2004年12月31日也“到期”了。我想知道，放了一年之后，关于黑戈壁还能不能燃起我的激情。　
首先，我将2003年10月的笔记与相片汇拢了起来。　
我一遍一遍地读自己在行程中匆匆写下的文字。文字干巴巴的，但读着读着就从字里行间找到了当时的思路。相片照得不好，我从来不重视相片，人们总说：我如果早就重视相片，会如何如何。但我想，那样一来，结果确定无疑：将不会再如此投入地写文章。所以，照片在我只能是记忆的补充。但照片确实是“第三只眼睛”。　
2003年在马鬃山，我拍了两卷胶卷。其中最重要的一张相片，是那张“敦煌天杰”。　
照片拍得还算可以，但是左下角被遮挡了，那是不小心进入取景框的人影。它挡住的恰好是“敦煌天杰”的纪年，只剩下“·9·10”几个数字。在笔记上，记录的是“97·9·10”。我马上一一给2003年考察团的成员打电话，问他们谁还为“敦煌天杰”拍过照片？只有小丁（丁平君）拍过一张。在我发现这“大地碑铭”时，汽车已经启动了，我们马上要返回马鬃山镇。再说，与“碉堡山”相比，可能它也没有引起重视。我见到了小丁那张，然而文字下面的纪年就没有收入画面。　
我仔细辨认了自己的相片，确认那被遮挡的就是“97”，我的笔记没记错。可这样一来反倒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1997年，离我们到来的2003年也就是相距五六年呀。难道在几年之前还有一批如同我们一样的人，“闯入”了黑戈壁，“祭扫”了碉堡山？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时过七八十年还要来这里吊唁“天杰”？特别是（我不愿意想到的是）1996年7月我们编译出版了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里面特意提到了黑戈壁的“丹宾喇嘛”的“巢穴”，我在这本书的代序《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之中，几乎用了一个章节（第三节）写到了丹宾喇嘛（假喇嘛、黑喇嘛）之谜。出版之后，我接到若干电话，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内蒙古，他们都问到了关于黑喇嘛的情况。那时，我们正在编译另一本关于黑喇嘛的书《蒙古的人和神》，我很愿意与读者谈到黑喇嘛，因为他一直盘踞在我的心头，不想能离去。难道说，这里面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难道（老天哪）有人已经走到（抢到）了我的前头？　
进一步，我注意到“敦煌天杰”这四个字，“杰”没有写作“傑”。“敦煌”两字，上下排列；“天杰”两字，左右排列。可令人费解的是，“天杰”两字，却是按竖行繁体的书写惯例，天右，杰左。“杰”，可以说是简化字，也可以说是异体字。但是，这如果是大陆人制作的，一定会是天左杰右。难道说，1997年是有人从海外来到马鬃山，专门对黑喇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一个多星期里，我怅然若失。　
不过我很快就确定，这种可能不会出现，不会是因为有人读了《丝绸之路的经行者与探索者》，作出的惊人之举。因为实际上在“敦煌天杰”附近我同时发现了好几组文字，只不过别的都不如“敦煌天杰”清晰直观。而且，从字体、从清晰度、甚至从字迹的“色泽”等方面看，这些包括“敦煌天杰”在内的“碑铭”肯定不是写于同一个时期，不是同一批人所为。而且大部分的铭文，应该制作得比“敦煌天杰”要早，它们给我的总体的感觉也不一样。再说，即便如此那只能证明我们的工作颇有成效，也不应该为之失落。　
我认真回忆了当时在那片颜色浅于整个地片的平滩上的所见。就在我的“敦煌天杰”相片上也可以看出，“敦煌天杰”四个大字之上，还有一片用青黑色砾石镶嵌出的字迹。可以肯定那不是碎砾石自然散落在地上，而是人为的，只不过目前已经难以辨认就是了。当时我匆匆路过，曾认为那是模拟一个倒地的人形。我认定，这个浅色的平滩绝对不同平常。利用平滩作这个事的人，必定与黑喇嘛本人有特殊的关系。我的依据是，那一组大字，实际是一个特殊的“吊唁仪式”。“局外人”不会用这种方式铭感。这些字迹的制作相当“专业”，首先选择大小差不多一样的青黑色砾石，然后将平滩清理得细致平整，没有其他的石块。再写出字迹，将字迹刻成深深的槽，依次把砾石竖起来镶嵌在槽里。最后，将多余的土壤填满深槽，并椎实。这样作出的字迹就如同从地里面长出来的。这种“碑铭”完全是因地制宜的，然而并不比在石条上镌刻文字省事。如果他有石条的话。　
——可是，不管它到底是什么，这一切是谁、为了什么而精心制作的呢？就在1997年的秋天，究竟是谁专程赶赴马鬃山，在大地上镌刻出那样几个大字？1997年的9月10日，马鬃山的碉堡山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7年，我在干什么呢？时过几年，已经记不起来了。　
如果深究制作“敦煌天杰”的人是谁？与黑喇嘛是什么关系？我立即想到：应该调查黑喇嘛被刺杀之后，他的几百名部属的下落。　
马鬃山当地传说，在黑喇嘛死后，他的部下立即四散奔逃。一部分被外蒙古带走了，大多数则散落在黑戈壁以及它的四缘，成了“两用”的人：可以是牧民，也可以是强盗。奥勃鲁切夫的《中央亚细亚的荒漠》提到，黑喇嘛离去之后，在碉堡山还有死党留守。拉铁摩尔也说：这一带的强盗，有不少是黑喇嘛的党羽。据杨增新1921年的电稿说：为了在马鬃山站稳脚跟，丹毕加参向甘肃省方交纳了40枝钢枪，可是黑喇嘛实际带入中国的枪支不少于300枝，净是好枪。这也是当时的甘肃、新疆、内蒙古、外蒙古一时拿他无可奈何的原因。在“后黑喇嘛”时期，这些枪械仍然在发挥威慑作用。
《黑戈壁》十二（2）
在丝路经行者笔下，特别是斯文·赫定及其团员们的笔下，二三十年代以黑戈壁为中心的广袤区域里，不但有强梁出没，而且成了一些神秘人物的寄居之所。在1927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刚刚来到额济纳时，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