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47章


载正一点一滴地增加到了仍然在负重前行的骆驼双峰之间。 
骆驼倒下还是那峰骆驼,可人呢?人若倒下了,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抵达谢别斯廷之前的最后一天行程,除了红柳和稀稀落落的芨芨草,视野里没有一点生机。一路,荒漠英雄红柳想必给斯文·赫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在笔记中他将谢别斯廷附近的荒漠叫做“红柳戈壁”。 
12月13日。夜幕降临。前方闪烁的营地篝火,将斯文·赫定一行迎至被遗忘的丝绸之路上的并未被遗忘的水源地谢别斯廷。当晚,斯文·赫定亲自在考察路线图中标注上了这个地点(即75号营地)的位置,并正式命名为“那林-谢别斯廷泉”。那林是它的经纬度的测定者,谢别斯廷是这里的地名。 
在谢别斯廷的最后议事中,决定了面临断粮、绝饷的考察团的命运:赫定必须留下来,等身体大致复原,再前往哈密。地质学家那林、医生赫默尔、考古学家贝格曼也留在谢别斯廷陪伴赫定。大队人马由徐炳昶带领,继续穿过戈壁,奔赴哈密绿洲。 
12月14日夜晚,中外团员纷纷向赫定告别。从离开包头就为考察团工作的蒙古族驼夫们告别时,赫定临时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为保证大队及时顺利赶到哈密,他将自己支配的骆驼全数交给了大队。这样,随赫定滞留在谢别斯廷的,只有那林分队的8峰骆驼,此外就是4峰不能负重的病驼。而赫定如果遇到意外必须启程,自少得有25峰骆驼才能够移营。这样一来,赫定已经是破釜沉舟了。听赫定亲口说出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决定,连最强悍的蒙古族驼夫赛拉特也流下了眼泪。就是这个赛拉特后来被培养为司机,全程参加了赫定1934-1935年勘测西部公路交通线的新考察,并获得了瑞典国王授予的勋章。 
临别前,徐炳昶教授告诉赫定,他会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照约定的计划,准时赶到哈密,并一俟条件允许,就会接走赫定。 
第二天,驼队在天刚刚亮就上路了。赫定坐在担架上目送大队走进晨曦。 
考察团留守谢别斯廷的营地,设立在一个开阔的平滩。赫定在笔记中这样形容寂寞的营地: 
北边,远方有一丛黑色的山丘,山丘中间夹着几条浅壑。一座小山丘上,瑞典国旗在迎风飘扬。远处的瞪羚、野骆驼、野驴也能够看到旗帜。我们的邻居只有这些不怕人的野兽…… 
在大队走后不久,有一支汉人商队驻扎在营地的东边。商队答应卖给他们一些粮草,但他们七拼八凑也只有14块大洋。买完东西,整个谢别斯廷营地就仅剩下1角银币了。此后,每天傍晚,大家呆呆地望着西边的天际,聆听天籁。 
圣诞节终于不期而至。 
12月25日清晨大家全起来了,照例纷纷猜测:这个苦寂的荒漠圣诞节,究竟谁会是第一个来客呢?等见到了第一批“来客”,大家都惊呆了。考察团忠实的牧羊犬“斯纳皮”竟一气生下了7只小狗。刚刚睁开眼睛的狗崽个个穿着合体的黑色燕尾服,仿佛在等待人们的邀请,好出席圣诞盛宴。 
斯文·赫定和他的同事在谢别斯廷苦守了近30天。在这个期间,曾一再与商队相逢。那林对谢别斯廷地区做了综合的地形学测量,并进行了地质学考察。贝格曼则一直在整理额济纳的笔记。就是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考古学家不久重返额济纳后,在当地汉代烽燧城障发掘出一万多枚汉简。这是20世纪震动学界的文献发现,人们曾以其与打开敦煌藏经洞,并列为两大考古成果,并由此出现了一门新学问:居延汉简研究。 
1928年1月4日,两个信使冲寒冒雪,来到冷落的探险营地谢别斯廷,带来了考察团的消息。 
几乎就在同时,德国籍团员马学尔亲自返回谢别斯廷。他在中国气象学生刘衍淮的帮助下已经进入了新疆,并在一个离哈密仅仅三四十公里的、叫做“庙儿沟”的村落租到25峰骆驼,还想到为赫定用木头做了一个轿椅。他是专门来接赫定一行的。他带来了启程必须的骆驼,但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尽管西北科学考察团和它的一切工作是经中国中央政府批准的,但新疆地方政府居然拒绝接纳入境。目前在新疆、甘肃、内蒙古交接的地方,已经由重兵把守。徐炳昶教授进退两难,其他分队也受阻,甚至被扣押。据说,哈密不但不欢迎他们,而且已经成为临时战区。即便到了哈密,怎么继续前进,开展工作,是个更困难的问题。 
斯文·赫定决定,等暴风雪一停止,他们就立即上路。1928年1月8日,在离开额济纳整整3个月后,终于从谢别斯廷向西南方的哈密进发了。 
我站在环绕着这个奇异的泉水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的芦苇丛中。如同进入了梦境。 
斯文·赫定在80年前的营地,是设立在目前有一眼枯井的那个位置。一共三顶历经风雨的帐篷,8峰疲弱不堪的骆驼,陪伴几个探险家-科学家为不成为大队的负载心甘情愿地自我放逐在这里。从1985年起,我知道这个泉水已经整20年。在20年间,只要提到这个泉水的名字,我就如同站在那片丰盛的黄芦中间,我就如同俯身在试探水泉的深浅,我就如同在站在泉水边上目测它离开北方的山脉有多远。今天来到泉水边,我反倒好像忘记了自己是谁,来这里干什么。
《黑戈壁》十四(5)
2点20,我们离开了国门跟前的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踏上返程。这个国门就是1992年开放的口岸,它的名字就叫做“那然色布斯台音布拉格”。 
3点30,回到营部。在营部暂停时,西力得克开着达布的车,缓缓地撞在了气象局的车后,将其后挡板生生撞了下来,自己的前挡板也坏了。修,要2000元。这次“春游”的代价太大了。此后,达布魂不守舍。 
不久,到了达布家的牧场。 
据说,镇上与牧民签的协议规定,这个地界内的放牧权将在30年中不改变。在达布说的一个小小的丘陵区域,我们顶着狂风寻找黑喇嘛部下的遗迹。毫无疑问,这里就是当年“最后解决”黑喇嘛的部下的地方——红石山。很快,杨东找到一个前鞍桥,西力得克找到了一个残存的挽具。这两个木质东西,使我又跨进当年在巴里坤的放牧生活。 
我用不着费力就能悬想出,在红石山发生了什么。刺死黑喇嘛,当众挖出他的心吞了下去,用利刃切割下他双目圆睁的头颅后,他的部众已经失去了斗志。原来他们就是惟黑喇嘛的意志为转移,黑喇嘛没有意志了,他们一齐放下了武器。根据蒙古国的文献,在碉堡山,南兹德巴特尔曾进行过“甄别”,最重要的人物,都列有名单。他们要押送回外蒙古的也主要是这些人。在返回外蒙古的途中,到达红石山这一带之后,想必许多在押解中的黑喇嘛党羽突然明白过来:回外蒙古等待他们的必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是枪决、是苦役。一场暴动(也许是自发的)打乱了南兹德巴特尔们的计划,屠杀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另外一种可能则是,在红石山的“屠杀”是“外科手术”的一部分。那些残破的马鞍,那染红了山石的血迹,必定还有事后被处理了的枕籍山坡的尸体,正是“杀降”的证据。逃脱出来的人,就成了当地的匪帮。到1949年,黑戈壁以及附近的广袤区域里,最著名的强梁就是黑喇嘛的余党——红石山的劫余。他们大胆、残忍,不顾后果,特别是不计功利。就像乾隆年间的“玛哈沁”。他们只服从强者,只认比他们马快、枪利、人狠的人。到1950年,溃逃中的乌斯满越过黑戈壁,进入甘青交界处,他从黑戈壁带走了“最后的”红石山劫余者。 
在达布的营地(牧羊人的房子),见到了放羊人,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还有一个附近矿山的男孩子与他住在一起。房屋是新盖的,足够大,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有顶的“棚圈”。这样的房子我住过四五年,冬凉夏暖,冬天一定冷得能冻掉人的魂,只不过冬天人就转移了。在房屋附近有一口井,那是一口古井,但达布显然将它保护得很仔细。井的边上有个特别沉重的大石磨,也是前人留给达布的遗产。石磨显然不是附近所出,附近一天路程里就找不到这样的石料。显然也不是随便的什么人携带至此的,因为整套石磨有一两吨重。达布的八成新的卡车停在房后,他不但用它为放羊人运载给养,也为羊群运送食盐、药品。同时,还为附近的小矿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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