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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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五十六个年头——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一次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在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候，敌人的疯狂“围剿”，加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敌人曾断定我们党要彻底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以上所引述的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的对于遵义会议的评价，语调都是极为严肃的，都是字斟句酌的。在这里，不妨引用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一九八六年所写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动却又不失准确的一段话：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一百五十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当然，也有激烈反对遵义会议的人，李德便是一个。他在一九七三年由民主德国迪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对于他在遵义会议中的失败，仍耿耿于怀，咬牙切齿之声可闻。不管怎么说，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崛起的起点，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起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漫长的四十一个春秋，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富有影响的人物。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1
作为毛泽东的政敌，李德对遵义会议充满敌意，这是容易理解的。不过，他的《中国纪事》中，有一句话倒是说得颇为准确：“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李德所说的“他”，当然指的是毛泽东。
确实，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曾经受到严峻的考验和严重的挑战……遵义会议之后，首先要做的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因为当时中共毕竟是受共产国际领导，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如此重大的决定——改换领袖、改变路线，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尤其是这次会议矛头所向，正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势必会向共产国际“告状”。尽管由于上海的秘密电台遭到破坏，使得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但作为中共新领导，不能不考虑通过其他途径设法向共产国际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给中共中央来电，告知获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一九三四年八月遭到破坏。于是，张闻天和毛泽东考虑，需要派人前往上海，一则恢复白区地下工作，二则在上海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派谁去呢？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潘汉年重入遵义，在街头忽然接到通知，说是洛甫有要事找他。
潘汉年赶紧到张闻天那里，才知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去寻找上海地下党，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跟十九路军谈判，跟粤军陈济棠谈判，点将都点到他头上。他灵活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当然，潘汉年没有出席遵义会议，还需要另派一位职务更高的人物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张、周、陈、博五常委之中，毛、张、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则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于是，中央决定潘汉年先行一步，然后陈云再去上海，恢复并主持白区工作。也真巧，就在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的时候，一个名叫林青的人前来接洽关系，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接待，知道对方是中共贵州地下党员。李维汉随林青来到遵义北门外一个秘密联络点，接上了这组织的关系。当张闻天听了李维汉的汇报，马上让潘汉年化名杨涛，利用中共贵州地下组织的关系，化装成商贩，顺利到达贵阳。在那里，潘汉年找到中共贵州工委秦天真，沿秘密交通线，到达广州，转往香港，乘船来到上海。
西装革履，“小开”模样，潘汉年出现在上海滩，全然是另一种派头。他找到他的表妹吕鉴莹，跟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接头。潘企之马上把潘汉年到来这一重要信息转告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宣传部长董维健，促成临时上海局负责人浦化人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严重破坏，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上海局。另外，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即劳伦斯）也遭逮捕，在上海已经无法跟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线断了！潘汉年知道无法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给的特殊使命，于是暂去香港隐蔽。
莫斯科也关注着中共的命运。一个刚从莫斯科列宁学校毕业的美国青年史蒂夫·纳尔逊，忽地被校领导卡尔罗夫召见，交给他一项特殊使命。谈话开始后几分钟，一个中国人和一个俄国人来到卡尔罗夫办公室。那中国人就是王明，俄国人则是共产国际的彼得洛夫。纳尔逊接受了特殊使命：带着五万美金，前去上海，设法跟那里的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
纳尔逊绕道法国巴黎，再从威尼斯坐船，来到上海。他按照暗号，跟一个名叫汉斯的德国人和一个名叫埃伯特的俄国人见了面，交给他们一封密封的信和五万美金。纳尔逊完成了任务之后，由上海返回美国。事隔半个世纪，美国出版的《史蒂夫·纳尔逊，美国激进主义者》（“Steve　Neison；American　Radical”）一书，才透露了这位共产国际秘密特使来沪的若干情节。至于那封密封的信究竟是什么内容，那个德国人和那个俄国人是什么身份，不得而知。这件事只是表明，莫斯科方面也很着急，希望把断了的线接上。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陈云赴苏争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　2
在潘汉年走后几个月，陈云动身了。临行前，他把有关文件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手稿，可能在此时放入箱内。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陈云（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同志回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理文件时，发现《席懋昭自传》，内中写及护送陈云）。席懋昭曾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经过重庆，陈云于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到达上海。
陈云秘密与潘汉年的表妹夫潘企之接头，见到了浦化人。浦化人通知在香港的潘汉年来沪，决定他也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陈云得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帮助，宋庆龄安排他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同行的有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还有何叔衡的孩子何实楚，由潘企之护送。他们于八月五日离沪。八月下旬，潘汉年也乘船前往苏联。
陈云和潘汉年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共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共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