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97章


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桃子”的。在苏联的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眼下正是回来坐“帅椅”的时候。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初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对他谦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就会看到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位子。偶然有一两张是王、毛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胛。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那时,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共表示愿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订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时,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终于,王明走出了一步险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派人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王明扣下了《论持久战》,不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只同意印成小册子。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1
一九三八年八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元。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一九三三年,由于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谎称共产党人纵火,因此正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被捕。九月,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当众揭露法西斯阴谋,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他无罪。
苏联派出专机到德国。季米特洛夫出了监狱,直接上了飞机,飞往莫斯科。不久,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据王稼祥回忆:
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医院开刀。在出院之后,因身体虚弱,被送到南俄疗养,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中接到莫斯科电话,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时,说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
在王明、康生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斯大林知道王稼祥经过长征,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就问他:“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王稼祥据实回答:“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这时,王明在一旁插话道:“还有三十多万人。”王稼祥立即更正道:“斯大林同志,是三万多,不是三十多万。”斯大林听罢,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王稼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逐渐壮大。”斯大林高兴地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斯大林转向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斯大林当着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泽东,于是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泽东。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共产)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据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跟他说起,在王明回国之前叮嘱过: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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