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0章

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从南宋两个年份的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的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文的题目都来自“四书”，学做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大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书？《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没有可能去涉猎广博的知识，但他同样也能中举、中进士、做官。而且其取中的概率往往比博览群书的士人还要大，因为他只懂圣贤书，只会做八股，不会被其他学问干扰。
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的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能不激起人们的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在当时也是不得？
说科举（2）
4加强皇权的科举
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代表了沉沦下僚的士人们的期待。他们还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来说明选贤任能的必要。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张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则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小臣怎么来？西方一些统治者是提拔自己身边的亲信（包括一些侍从、奴隶），宋徽宗提拔高俅也与此类似。这不仅缺少规范，而且被选拔者的道德品行（不逢迎拍马很难被在上位者赏识）也受到怀疑，从而为人们所鄙视。而科举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它相对公正，凭才能和学问参加考选，因此被选中者不仅不会被人们鄙视，反而为人们所尊敬、推崇。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统治高层，确实带来了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钱穆先生就无限夸大了这一点）。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在小臣不断地替代大臣的过程中，皇权成为绝对的权威。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恰恰是增进皇权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使皇权不至于向畸形方面发展。
5制造平等幻想的科举
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它是个选官制度，可是在史书中往往把科举与教育放在一起。孔子谈到老百姓富了以后怎么办，那就要“教之”；孟子表述社会理想时，常常提到“庠序之教”。可见，教育在儒家看来是达到理想社会之必由途径，科举似乎因与教育密切相关而伟大。三代两汉的统治者的确比较重视教育，《汉书》中有“循吏传”，所谓“循吏”就是重视教育的官吏（与其相对立的“酷吏”是力主严刑峻法的）。汉代最有名的循吏文翁之所以被人们称道，就是因为他在蜀中做地方官时积极办学，把当时最先进的中原文明推广到尚是荒蛮状态的蜀中。
自科举制完善以后，这种情况变了。京师以及各地还有学校，但作用越来越小。统治者的新策略是用科举拉动人们的学习热忱。办学、办教育不再是朝廷首先关注的政事了，因为科举遴选的标准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其读书作文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用再施加外力。而且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一定非要经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自学完全可以达到。州府县名义上的学校，在明清中后期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负有培养的责任。所谓的教谕、教授、训导，也不再是教师（但人们还称他们为老师），而只是管理秀才的学官。人们读书大多是靠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像汉代那样由千里之外负笈求学的现象很少见了。但应该说，明清时代培养人才的方式，更与小农经济相适应。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科举考试制度是面对全社会（除了少数吏人和操贱业的人士）的，这个制度设计使得通过科举考试从而出仕做官不再是少数人的事，虽然能够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级圈子的是少之又少，但它的社会动员面却是非常广阔的。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因为在人们心目中，它是平等地对待每一社会成员的。这是一场小投入、高回报的骗局。
科举选官，对皇帝来说是选奴才。统治者把教育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它不仅把读书人固定在这个轨道上，而且成为整个社会认可的价值尺度。直至今日，老百姓还是佩服“考出来”的人（传统上有三个认可：血统、打天下、考出来的）。
在科举制度下，统治者成了受教育者的当然老师，实现了君师合一（类似中世纪的“政教合一”），这也是加强皇权专制基础。此时考生看重的已经不是真正传授给他知识的老师，而是主持考试的考官了。自己的文章内容和风格都要适合考官的口味，这样对于知识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了。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是殿试（清代在太和殿或保和殿），名义上是皇帝主持的，因此通过殿试（殿试只是为通过会试的进士定名次）的进士都是皇帝的学生，自称为“天子门生”，并以此为荣。皇帝不仅是这些官员的首脑，也是思想上的老师、统治者。
统治者通过科举死死把住入仕的关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关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并由此确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在这一元化价值观面前，人们似乎是平等的。
说科举（3）
6科举与八股文
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主要用八股文。为什么选择了八股？这种文章又称经义、制艺，这种文体就是用来阐述经书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的。作者在文中要模拟圣贤，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要设想自己就是圣人、贤人。如果一个人数十年地设想自己是圣贤，这种思想意识必然是牢记在头脑里、融化到血液中了，最后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了，这就是理学家的口头禅：“内圣”。因此做八股文的目的，就是使沉浸于此道者思想纯正，不受歪理邪说的影响。
另外，八股文一篇只有七八百字，分为八股，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时容易有共识（本来对于文章好坏很难有共识的，八股则例外。这有些像现代体育竞技中给跳水、体操等项目打分一样，考官可以把一个连续的动作分解为若干片段后一一评判）。因此无论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还是从考核操作的角度来看，用八股文取士都是了不起的一大发明。
明清士人给八股文定了三大罪状：
第一，八股使人无学无文。许多会写八股的秀才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