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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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谈到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往往会嗤之以鼻，实际上它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发明，以至有人说它称得上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20世纪70年代初，正当“文化大革命”闹得举国若狂、发誓要与“四旧”彻底决裂之时，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来访中国。在欢迎的宴会上，这位阅历极丰富的老皇帝不识相地热情赞扬了中国古人的智慧，说他们发明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是很了不起的。这一制度打破世袭制，促进了各个社会等级之间的垂直交流，使得出身下层的人们有个奔头，可以说是给了每个男人（下九流除外）一个潘多拉的匣子。揆之于世界中世纪史，它是非常先进的。即使在公务员制度没有完善的今天，它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官吏的来源问题，对于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科学考试是个形式，考什么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主持者取人目的密切相关。前面说过，科考是为了选择官员，而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那么考试内容必然是围着儒家经典转，这是讨论科考内容的前提。有人会说唐代曾以诗取士，这个说法不准确：第一，唐以诗取士产生于盛唐天宝间（750年左右），建中二年（781）又停试诗赋，大和八年（834）又试诗赋。实际上有唐二百余年的天下，以诗赋为考试内容仅一百年左右（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而且在诗赋之外还要加试经史或策论，也没有离开儒家经典（唐代经典还包括老子《道德经》）。第二，唐代尚属于实行科举考试的初期，考什么，怎么考，都在摸索，还没有定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探索，才选定与封建统治者选拔目的最相符合、在选拔过程中又特别具有可操作性的八股文。
说八股文（2）
八股文的结构、兴衰，读者们可以从《八股文小史》中读到，这里不赘。我要谈的是为什么在八股文中必须“代圣贤立言”。上世纪初章太炎在议论其政敌康有为时说：皇帝嘛，人人想做，毫不奇怪，可恶的是他竟想当圣人。虽然“具曰予圣”（都认为自己是圣人）不行，但是“非圣”、“远圣”则是离经叛道。读书人，特别是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各个等级的应考者，必须把效法儒家圣贤当作自己毕生努力和奋斗的目标。有人说这是束缚思想，是的，对于普通人来说紧箍咒是不能乱施的；可是对于只对上负责的封建官员来说，如果在其灵魂深处没有栅栏、没有一个无形的牢笼，那是不可想像的。传统的中国不是法制而是人治，即使有法（主要是刑法），也主要是为老百姓准备的，先秦就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官僚队伍的健康就是个大问题。在中央还有言官、三法司，对官员起到一些监督作用，例如明清两代政局安定时期，在京的官员很少敢涉足秦楼楚馆的，因为御史的眼睛都在盯着这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至于地方官，由于天高皇帝远，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因此，依靠道德的自我约束就成为保证官吏们不离大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一点对于准备进入官僚队伍的人是要从娃娃抓起的，学八股、写八股的目的就在此。八股作者们每当提起笔来就要进入圣贤的角色，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训练，儒家圣贤的政治主张、道德理想、人格典范大多都会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主宰了他们的灵魂，并自然而然地支配了他们的行动。尽管在以八股取士的五百多年中，贪官污吏、乱臣贼子也是层出不穷，但从整体上来说，多数官僚还是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否则封建社会不能支持那么多年。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人口极多，地貌复杂，交通不便，明清两代都维持了二百六七十年，主要就靠大多数地方官员自觉地（这只是相对说）维护朝廷的方针大计，不另搞一套。近代学者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中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符合封建规范的。所以尽管科考内容几经变迁，只有在选定八股文为考试主要内容之后，才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八股文也就成为应用最多最久的一种文体。另外，我们还可以把写八股出身的官与不懂八股的捐纳官、文化不高的“吏”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后者与前者的区别（现在一些历史学者在研究封建官吏的腐败时，往往注重了官，而忽视干坏事更少障碍、并更具有干坏事能量的“吏”）。这一点在封建社会中是尽人皆知的。清代道光皇帝说，对于捐班（指捐钱而得做官的人），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这个道理皇帝也知道。
有人说这种“代圣贤立言”的文章没有给读者以新的信息，而说话作文的目的在于传达信息，那么没有信息可传达的八股文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废话。这种责备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这种可以说是废话连篇的文章也传达了一个最大的信息，那就是作者对于朝廷、对于儒家学说的忠诚和他们学做圣贤所达到的程度（当然这种空言并不完全可信，但长期说这类话、长期沉浸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也会对其情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任何时代都需要这类“废话”。“文革”中的大量的学用文章、致敬电、效忠信、表态文章，也属于不传达任何新信息的，文中的内容也都在题目上，谁也不敢作离题的发挥，不敢自己独立造词造句，甚至不敢擅自颠倒语序。例如有位领导干部把“灭资兴无”改为“兴无灭资”（这样更顺口一些），就因此而遭到批判斗争。这类不传达信息的文章是远离文学的，其中以八股为最。言志缘情、形象思维都与它不相干，最重要的是不能表达属于个人的情感与思想（否则怎么“代圣贤立言”呢？），而个人性、独特性是文学的灵魂。蒲松龄写得那么漂亮的文章而中不了举，就是因为他不能远离文学。他的童子试题目为《蚤起》，其“起讲”为“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于朝，小人逐于野，为富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