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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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儒生们不满意汉唐以来古文学派繁琐ND244ND245的经学。他们在发展儒学理论时受到佛家思辨方法的影响，把儒家创始者们基于感情的伦理观念抽象化、理性化，把“仁义礼智信”等在原始儒家看来是极为鲜活、极富感情的基本观念，都看作是“天理”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理一分殊”。他们要通过逻辑论证这些观念的正确，用讲道理（当然也讲得不彻底，许多情况下，还是命令式的）的方式推行儒学，逐渐使儒学概念远离了情感，也就是说远离了儒家学说中最有生命力的人情，从而也使它失去了感染力，变得僵化，面目可憎。这就是后世说的理学。这是儒学第二次大变。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原始儒学的精神丧失殆尽，特别是原始儒家倡导的基本观念中的情感性受到致命的挑战。实际上，真正能和原始儒学接轨的，不是后世形形色色的儒学家或经学家，而且富于感情的文学家、诗人，这大约是人们没有想到的。
大儒杜甫（3）
5杜诗与儒学
中国的儒学的创始人也即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文学观点直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也是文学意味颇浓的儒家经典。《孟子》中绝大部分篇章是抒情性强、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学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比孔孟有很大的发展。我们说，儒家所倡导的观念多是感情性的，但孔孟只是开了一个头，并没有就此加以渲染展开，因为他们毕竟是思想家，不是诗人，最多可以说是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而后世的儒家代表人物（特别到了清代）忽视了这一点，使得原始儒家风貌逐渐丧失，把一个本来特别具有人情味的学派，搞得最为僵化、最不近人情，甚至到了令人憎恶的地步。
儒家基本观念在杜甫诗中恢复了初创时的特征，变得丰满鲜活、更富于人情味。我们读杜诗，体会儒家的思想意识，似乎儒家倡导的那些只能令人仰望的伦理观念就在身边，就活跃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之中，还可以说就发生在你我他的联系之中。有了这些观念，我们才变得不世俗、不庸俗，甚至说变得更文明了起来。而且杜甫写到这些时是那么自然，顺口说出，好像是从他内心中流出来的。诗人并没有教训我们，而是像长者一样与我们谈心，而其遵循的原则就是孔子、孟子的思想，读者受到他的感化而不自知。而后代一些道学家在传播儒术时是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带有孔庙中的冷猪头肉味。我以为后人读杜诗所受到的儒家观念的感染，绝不会亚于读儒家经典。
6说忠爱
就拿忠君爱国的观念来说，在孔孟的著作之中并不突出。孔子只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族入侵中原地区；孟子是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我们说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对孔孟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当时的思想家认为只有“一统”才能安定）。当时人们生活与实践的圈子非常狭小，能够放眼天下者是需要一些灵性的。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天下“一统”以及“尊王攘夷”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这是杜甫的功劳。
近几十年来，“忠君爱国”似乎已经成为杜甫汰之不去的污点，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不公正的。前面说到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惟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都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这不是远比孔子的“臣事君以忠”更富于感召力吗？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当他感到皇帝这个独特的个体在违反他本应该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时，
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为臣之道），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