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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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同样有流动性的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和商贾的流通货物中的流动性的经营,却不能形成“江湖”呢?
文人士大夫本身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靠他们统治全国。交通不发达、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分割成为无数独立小国的,但中国之所以常常能够建立起一统的王朝,而且行政能力无远弗届,政令能贯彻到数千里之外的偏远地区,这就在于有四处游宦的士大夫,他们像针线一样把零零碎碎的布头布块缝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们游学和游宦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怎么会由于流动而构成一个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江湖呢?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责来看,这都不可能。另外,更应看到“江湖”是游民觅食求生和受到统治者排挤压迫的产物,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则受到朝廷的保护支持和传统习俗的认可,它们的成就被主流社会引以为荣,这是与脱序的宗法人变成游民后的流动不能同日而语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有争斗,但主要表现在朝堂或官府,其手段也多是倾轧与排挤,与江湖人的争斗方式有很大差别。
游商虽然不能与游学、游宦相比,但商人为“四民”之一,他们的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各朝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不会受到有力的支持,但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而且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指望,不必靠非法活动谋生。在这方面主流社会是放心的,统治者也不会像防游民一样去防备游商;商人也没有必要舍弃买卖不做,去和主流社会搞对抗。商人的目标是发大财,并用以收买官僚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士大夫中也难免有“游”而“不遇”(说白了就是不能做官)后,心怀不逞之志,堕入江湖的,如唐代的黄巢、宋代的张元,都是科场失利后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特别是天下有变时,受纵横家影响较深、带有策士色彩的士人参与反叛活动,也是不罕见的。
游商赔了老本,由商人变成了游民,投入江湖更是很自然的事。《水浒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石秀就是因为跟随叔父贩羊马卖,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遂成为游民,后来上了梁山。吕方也是“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不少人是流动商人出身的。
但总的来说,士人和商人投入江湖是个别人的事情。
说江湖(4)
三、宗法人、游民和江湖人
1宗法人和游民
上面说到江湖因游民、江湖人而存在,那么在古代社会中,游民和江湖人处在什么位置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说起。自周代以来,古代中国都是宗法社会,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组成宗法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是又保护又控制的。一个宗法人,他的血缘、亲缘、职缘、地缘关系,都在他所属的宗法网络中。宗法人长期地蜷缩在宗法网络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不必自己面对社会,其个性是萎缩的,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宗法就会感到茫然。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因此,宗法人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控制,这也是很自然的。宗法人是宗法社会的基础,管子称宗法人为“石民”,也是很形象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能或很少移动,另一方面也点明宗法人是社会的柱石。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脱序”,即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流动却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体上说也是在宋代。因此作为首次写到江湖的小说《水浒传》,其故事形成于南宋期间,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游民从宗法网络中流离了出来,在宗法制度中他没有了角色位置,宗法制度所赋予他的角色意识不存在了,其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下所形成的萎缩的个性也要改变,否则就不能生存。所以游民与宗法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我就游民思想倾向提出了四条:
①鲜明的反社会精神。一般说来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沙家浜》中胡传魁所唱的“世乱英雄起四方”。
②主动进击精神。与宗法人的萎缩个性恰恰相反,他们只有以主动出击才能获取利益,争得生存,他们最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中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最为生动形象的刻画。游民出身的李逵就是“先打后商量”,其他阶层的人则不敢,动作之前要反复犹豫的。
③帮派意识很强。因为游民在求生存、争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所依附,对于其所依附者,游民有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他们往往是只讲利益,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凡是梁山所做的则一切都对,同样的事他人做就不对。例如杀人放火,梁山人做,那就是好汉的勾当;崔道成、丘小乙去做,就是伤天害理,就是绿林中强贼。
④因为没有了角色意识,儒家所构造的社会意识在游民那里被冲垮或被冲淡了。当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那种因为追求赤裸裸的“利”所表现出的野蛮,往往是不加掩饰的。游民在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在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文明,这是古代中国的惟一文明,摒弃了这些,实际上是远离了文明。这些在《水浒传》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例如对金钱财货的追求、行为的野蛮残酷和对女人的敌视,等等。
2游民与江湖人
游民脱离了宗法后,生活对他来说是茫茫一片,只能浑浑噩噩被动地去求生,像没有走出未庄时的阿Q,就是处在这种缺乏自觉状态的游民;当他们闯荡了一些时间后,如果还没有被淘汰,有了一些经验能力,并且能够与自己同命运的游民结合起来去谋生的时候,他们就逐渐成了江湖人。其标志就是能够在江湖上走动和奋斗了。
当然组成江湖的江湖人不仅仅是游民,笼统地说来,在江湖上走的都是江湖人。以觅食求生存为基本诉求的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其数量最多。其他还包括生活在主流社会边缘、抱有不逞之志,希望能在江湖这个灰色群体中得以一逞的人们,如宋江、柴进一类;也有一些青年羡慕古之游侠,愿意打抱不平,充当社会良心,而投入江湖成为侠者,《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就近于这类人;更有数量很大、并对当时及后世精神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江湖艺人。
江湖艺人基本上也形成于宋代,由于宋代城市结构的变化,从城坊制变为街巷制,商业手工业繁荣起来,促进了对娱乐业的需求。于是一些具有文艺天分的游民,在流入城市后可以通过创作和表演通俗文艺作品来谋生,他们便是最早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情绪,与一般游民很少有差别。他们演说或表演自己熟悉的江湖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冒险性、传奇性对生活在宗法制度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因为宗法人过的是周而复始、平淡无奇的生活。
江湖艺人大多有些文化,头脑比较灵活,心智较为发达。游民的思想情绪、游民的个性,没有文化的游民很难说清楚,而江湖艺人却能够通过他们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表达出来,因此,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成为游民文化的载体。《水浒传》虽然成书于明代,出自于一位文人之手,但宋江的故事始创于宋代,最初的创造,还是当时的江湖艺人。明代的施耐庵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创者的思想倾向,《水浒传》也可以看作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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