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40章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居民居住和耕作的土地都已安排得恰到好处，土地都能得到耕种，居民数目也是不多不少，不会有游手好闲之徒。《管子》书中虽然重视手工业、商业，但是还是强调以农为主，士农工商“四民定业分居”，把全社会中的“民”按照职业分为此四大类，各自聚居在特定的地点，历代相守，不可变动。只有农民中的“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这是力图从职业和居住上稳定，以确保社会的基本稳定，即使是政权易手、皇帝易位，也不会对社会基础构成多大冲击。正像鲁迅先生在小说《风波》中所写的，“皇帝坐了龙庭了”和“不坐龙庭”除了引发一些小小的口角外，没有在农村引起多大风波。对于老百姓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谁来了都得交税纳粮。当然后世没有像管子设计得如此完美，因为在基层基本上是家族自治。一个家族中往往是四民皆有，“定业分居”的设计显然很不实际。不过由于社会基层组织是由家族构成的，所以它替代了古代社会行政组织的最基本的层级，这既保证了社会基础的稳固，又为统治阶级节省开支，大大降低了社会统治成本。家族自治的组织形式与社会结构大体一致，两者同构，都是自上而下、宝塔型的纵向统治。不过家族是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和辈份大小，行政组织主要是按照所辖区域的大小及重要程度。这一点特别是自秦代实现了郡县制以后，更为明显。从朝廷以下，下面分为郡县乡亭（后代“亭”称“村”），一级管一级。《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盗贼。
这些基层的管理者要负责调查老百姓的数目、姓名及其各种状况，这些都要登记造册，而且还要定时复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户籍制度。如果基层负责人员统计、登记失实，或其所管理的地方人口有流亡，
是要受到处罚的。从近来发现的睡虎地秦简中可以了解到，秦代法律就有关于这方面的条款。汉承秦制，其基层的行政建制大体相同，后世名称虽屡有变化，但是其精神是两千年一贯的。这种对于社会结构设计的完善，在其他农业文明中是不多见的。然而这个完整的设计中缺少了一条，人口增加到原居处地、原耕作地容纳不下了时怎么办？想来这在那时不是问题，因为春秋时期（社会组织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的中原地区，土地开阔，一马平川，而大国人口不过百万，小国
不过几十万、几万；卫国经过一次国难，再要复国，招拢起来的不过数百人而已。而当时中原一带虎兕出没，榛莽丛生，没有开垦的土地还多得很。
由于人口增殖过快，或部分宗法解体，产生了脱离宗法网络的游民，这些游民进入了他们本来不该进入的（因为在制度设计中，没有给入城游民设计一个适合他们的位置）城市怎么办？这是先秦的思想家们没有设计到的。游民进入城市，如果城市的发展相对也能容纳许多游民了，这时游民必能造成城市的畸形繁荣。游民一无所有，在城市中廉价出卖劳动力是他们最初的谋生手段之一，这必然使得城市中服务业空前繁荣，生活在城市的统治者和市民享受到这种服务的同时，也感受到他们带来的问题。如游民可能以不合法的手段谋取自己的利益，游民为了保护自己和争取自己的利益，还可能使用各种方法或明或暗地组织起来，因为城市中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保障系统。
江湖的规则
主流社会敌视这些游民，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在预先设计的社会控制系统之内，当统治者们又不准备制度创新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些人看作现实社会的赘疣的，必割去而后快。这就是大多统治者都要执行的“驱游民”政策的根本原因。这种政策就是把游民赶回到他们已经离开的土地上去，对于浪迹江湖的人们也是如此。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游民不是主动离开土地和宗族的，他们流入城市、闯荡江湖，每个人大约都会有个悲惨的故事，正是生活把他们赶上了这条不归路。这是由社会结构的变动造成的社会问题，怎么能用简单的一纸命令就把它解决了呢？用强力驱逐则会爆发出更强烈的反抗。
江湖上奔走觅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又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不要说他们造反闹事，就是江湖人、游民的联合，就已是对纵向型社会的一种威胁。因为江湖人的联合往往是横向的，江湖人的关系大多是模仿宗法社会的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秘密帮会如“天地会”内人人都是兄弟关系，而且“兄不大，弟不小”。江湖有言“肩膀齐，为兄弟”，等等。这种横向关系是与主流社会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人与人的垂直关系是根本不同的，它对这种垂直关系也是一种破坏。
四、江湖人与武
人们对江湖人印象最深的大约是他们的“武”。说到江湖人，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武侠”，
联系泛滥于文坛艺苑的武侠小说和韩非子所说的“侠以武犯禁”，便会认为有武艺才能算是侠，才能算是江湖人。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说游侠》中作了较多的辨析，最早的“侠”与武功没有必然的联系，“侠”不是指有武艺之人，而是指有朋友追随的人。因此最早为游侠立传的《史记》中，所指的“侠”是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他们都是有为数众多的门客的贵族，而不是能打打杀杀的武人。那些孔武有力者，如信陵君所礼重的朱亥、立志刺杀赵襄子以报知己的豫让、一往无前刺秦王的荆轲，这些都不是侠客，而是刺客。所以司马迁才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没不见，余甚恨之。”（《史记·游侠列传》）但是，古代全社会都重视“武”，官员中“文武之分”也不很明确，凡属于主流社会的人们无不重武。所以当有众多追随者的“侠”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或追求，而这种理想追求又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时，“以武犯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到了宋代，文武分途开始明确，宋初就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文人士大夫以文雅相矜重，不以尚武自豪。好武之风逐渐沉于社会下层，游民、社会边缘人闯荡充满了危险的江湖，武功是他们身家安全和获取生活资料的保障。《水浒传》中那么多的各个阶层的边缘人和游荡于社会底层的游民（从贵族柴进到小牢子李逵）无不好武，使枪弄棒，此时江湖人与武正式结合了起来，没有“武”的江湖人很难生存。金人入侵之后，则更是如此。当时战火绵延，中原板荡，黄淮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寨林立，江湖人各据山林自守，自成集团帮派。另外，中国古代师徒关系有些模仿宗法社会的父子，孔子之丧，其弟子视如丧父，这从他们的守孝方式和期限就可以看出。中国武术中的师徒传授，更倾向于父子相承，这种家族化武术帮派在江湖上活动时，人们称之为门派。这一切被现代武侠小说夸大和艺术化了，什么少林派、武当派、昆仑派、峨嵋派，等等（天下名山僧占多，由僧或尼作开门祖师的门派自然要用其寺庙所在的名山命名，这更增加了这些门派的美感），江湖、帮派、武功是三位一体的。
尚武的风气在欧洲、日本的中世纪弥漫于全社会，直至近世而不衰，这种尚武精神在国家的独立、强盛和实现社会理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中国自宋代以后，尚武精神沉沦于江湖，成为下层社会解决个人生活出路的手段（小则解决吃饭问题，大则“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对于实现社会理想的促进作用则逐渐衰微，慢慢地只变成口头的东西了。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有深刻的表现。梁山好汉们的武功用于帮助他人的，只在鲁智深的行为中比较突出，所谓“替天行道”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正义、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打天下而树立的一面旗帜罢了。
五、江湖的规则
1江湖的一般规则
江湖既然是个社会，其存在就有规则。前面在谈其他问题时零零碎碎说到一些，这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