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32章

?br /> 翻译问题解决后，就是如何把纯白雉这符瑞表达为政治功迹的问题了。
王莽向太后告白：越裳衣不远万里，运来了纯白雉，歌颂我大汉政治清平，应当把纯白雉献于宗庙，用以祭祀。
王莽实权在握且那个时代特别重视符瑞，太后自然要采纳权臣的建议。于是，汉家的群臣开始为王莽铺设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大家建议说：“王莽功劳盛大，可比周公，应称其为安汉公。”太后自然又听从了建议，并吩咐专人办理加号事宜。王莽还在表演，假惺惺地四次推让，并装病不起床，说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荣誉。
伪装归伪装，秘密策划还得进行，他婉言示意公卿上书，让太后放弃监国的权力。太后由于年事已高，顺水推舟，说：“从今以后，有封爵的事告诉我一声就行了，其它政事一决于安汉公。”
这样，王莽的权力几乎与皇帝相等了。一个伪造的符瑞就能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一只绝对伟大的白色野鸡起了百万军队所起不了的作用。
王莽在奔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追求符瑞，好让整个取代过程更有神性。
元始五年（公元５年）冬天，王莽毒杀了汉平帝，开始征立宣帝的玄孙。与平帝平辈的宣帝的曾孙都长大成人，王莽骗不了他们，他便以平辈不能继位为由选宣帝的玄孙。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是明摆着欺服人吗？
欺服人还要用神性来装扮。有人奏报，在浚井时挖出一块白色石头，上面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不过，这次造假有点太仓促了。已经冬天了，十二月了（腊月），长安周围的人谁会在大冬天淘井呢？这不妨事，王莽因这一块石头，顺理成章地成为“假皇帝”即代理皇帝。接下来的故事，就无须讲了，王莽从制造了纯白雉的符瑞后也等于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
更有无耻者，在王莽的不归路上，助他一臂之力。初始元年（公元8年）冬十二月，哀章做成铜匮，呈献给王莽。哀章称是神赐给他的，让他到高庙里告诉刘邦的在天之灵：应该把帝祚转给王莽了。
王莽虽比不上后来刘秀的老练，但他的聪明劲作绝对在刘秀以上。艺高人胆大，胆大增技艺，一切全仗自己的精明而行。
“名应图谶”之说，也屡害人。《新唐书》所记董昌利用图谶夺取江山的造反活动，无疑是上了别人的当。
民间闲人（文士）山阴老人观察到位居高官的董昌有不满情绪，借机散布了一首自作的谣。谣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天子名，日从日上生。”
“千里草青青”几乎任何有点历史知识人都知道是“董”字，因为东汉末关于董卓的童谣已经给此字定了格。“日从日上生”虽然不怎么规范（－－应为“日从曰上生”），但牵强为“昌”字不为其过。更兼民间谑浪之语有称曰字为“短日”者。于是，这个关于圣主名字的谶言打动了怀有不满的高官董昌的心。
董昌是地方官（义胜节度使），以暴虐苛敛为已任，向朝廷的贡献位居各方之首。朝廷不断给他虚位以拢络他，加检校太尉（代理三军总司令），但该衔只表明正一品，无实权；同样，加给的同尚书名下平章事的头衔，也只是享受总理级待遇，而加封给的陇西郡王之爵也比真正的王爵差一等。他请求朝廷封他为越王，朝廷不答应。于是他大发牢骚，说：“我每年向朝廷进的贡已经不计其数，朝廷怎么还吝惜一个越王呢？”
看透了他心思的人，鼓动他说：“越王又算什么地位呢？不如称帝为好！”一时间，预言董昌代唐的谶谣到处都是，山阴老人的谣最精典。
终于，董昌于乾宁二年（公元８９５年）称帝，国号大越。
贸然称帝自然遭到讨伐，在一年多的拼杀后，他被擒获，全家三百口人全被杀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董昌贪吝无比，在城池遭到围困时，竟然还扣减士兵的粮食，并借战时紧急状态征敛民财。至城破时，光金帛杂货就有五百间房子的库存，仓库有粮三百万斛。
多亏他没当成皇帝。要是当成了，不知百姓该多受多少盘剥。
至于他悉心企求的越王封号，最后也落到了剿灭他的钱镠身上。
制造董昌应天命谶谣的山阴老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狡猾的政治分利者。他洞察到唐家天下不可能维持多久，故而鼓动董昌起来夺取天下。成功了，他会大发利市；不成功，只不过由董昌及其家族与承担后果而已。董昌是个志大财疏的军阀，完全称不上政治家。以他不顾民力之邀功论，就能看出他的刻毒；以唐室不赏而一怒翻脸，就能看出他的浅薄。他的败笔从赏给山阴老人百匹细绢就开始了。何以此论？看看他失败后留下的敌手“遗产”就知道了。
与董昌相比，钱镠却是个聪明的政治商人－－投机家。起初，他追随董昌剿黄巢，起了家，任上节度使。后来，在董起事自立后，他以兵相威，劝董守住郡王之位、享人臣之极。最后，与自己最初的恩主划清界限，并一举消灭之。再后来，后梁封其为吴越王，终成一方霸主。他比董聪明，即不称帝，又过够了皇帝瘾。称吴越王时，其仪卫与天子一样，属官的建制也俨然一个朝廷。
篡权者造神运动
比董昌聪明而有胆识，且取得了最大成功的当属朱元璋。尽管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利用谶言的手法大体一致。朱元璋在取得一定实力后，自己向社会散播了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
“朱衣人”几乎直白地告诉人们，他朱元璋必定会取天下，成为天下的主人翁。
他的成功并不在于谶谣，而在于他的战略眼光，至少，他绝对不会犯董昌那样的低级的错误－－在被围困时还要克扣士兵的口粮。
聪明的政治家嗜好符瑞，糊涂的政治家也乐此不疲，尤其把王朝导向败亡的君主，似乎更重视符瑞，除非他让灾变吓出了心理疾病而不敢奢求符瑞。
亡国之君赵佶在成为金国人的俘虏前过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日子。当然，一直延续下来的文人党争还是没变，但对他的生活影响不大。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出了怪事儿：有一道赤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右正言任伯雨给他写信说：“这是一种灾变，希望皇上您清平理政，用忠去奸，把灾异变成符瑞！”
在他执政的第七年冬天，有人报告：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出现了黄河清的现象，从乾宁军往下，有八百里，清水时间保持了七天七夜。
宋徽宗闻报，大喜，下诏把乾宁军改为清州。报告的时间是大观元年（1107年）的十二月。所有接到报告的人犯了一个王莽式的常识性错误：腊月可是结冰的季节呀！既没人淘井去，河里也不会有流水。
但报喜总比报忧强，常识性的失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黄河清这种现象太不易出现了，它是政治清明的表现呀！
既然黄河清的政治谎言被吹上了天，那么自然也就没人翻开史书查一下，黄河清实际上与政治清平并无直接关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夏四月，黄河出现过真实的水清。但桓帝的败政没见过任何好转，反而愈加败坏。这年，二百多名文人遭到逮捕，历史有名的党锢之祸开始了。第二年（公元167年），他也在无奈中死去。如果他的死意味着清明政治的开始，那么黄河清还有意义，但继他而上的灵帝是个治德更加腐败、治能更加低下的家伙。
身为艺术家的皇帝赵佶似乎不太爱考证历史，更有趁势之人效法王莽时代哀章向最高当权者献礼，给生活在沉闷的无奈中的政治家们带来一个制造欢快的机会。
大观二年（1108年）春正月初一，赵佶在大庆殿举行接受八宝的仪礼，并大赦天下。为什么死水中会掀起微澜呢？原因是有人前几天献了宝，把黄河清的宣传效应又推向高潮。献宝的人进献了一枚六寸见方的龟纽玉印，上面的印文是“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赵佶喜不胜收，下诏命此“宝”为镇国宝。马上又找了一名技术精湛的玉石匠，刻了六枚皇帝专用印章，六印章与秦为六宝玺数目一致。不过，赵佶的心气比秦始皇大，他要超过秦始皇。这六枚新印与民间进献的镇国宝并自己日常用的受命宝合在一起，称为“八宝”。
接下来的事情，似乎与黄河清与献宝印所代表的意义不大一样了。大观三年（1109年）夏天里（六月）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