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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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顺昌到京城狱中，遍历酷刑，始终骂口不绝。许显纯怕周，比怕汪文言还要甚一筹，连假口供都没录，就私自杀了周。朝廷当然不会放过颜佩韦等闹事者，将颜等五人逮捕，处死。五人虽死，但给了特务统治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自是缇骑不出国门矣”，特务们再也不敢到京城以外办案了。（崇祯时代，魏忠贤倒台，有复社成员（东林党后继）张溥【注4】写《五人碑记》，称赞颜等五人：“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者，四海之大，有几个欢？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
锦衣卫把在吴县受辱的怨气一下全发到左、杨等六人身上，拼命用刑。
左光斗扛不过严酷的刑讯，劝五人屈招。以图有所缓计：“我等坚挺不招肯定会死于锦衣卫的严刑，不如现在招了，等到送法司时，再翻供。”
六人达到了一致：屈招。
但是，六个文人太幼稚了！魏忠贤早已完全掌握了厂卫、法司，到哪里他们也翻不了案。接下来的事情，几乎成了一个既可笑又残酷的故事：既然六人屈招受贿贪赃，就得退赃，可是平常都两袖清风，家产微薄，破了产也交不了“赃”呀。
杨涟被迫屈招受贿两万两银子，家人变卖了所有田地、房屋、杂物才凑了一千两，以致杨涟的妻子儿女和老母亲无处安身，找破庙废寺栖身，吃食也全靠杨的两子沿街乞讨为来源。同情杨的人，纷纷捐款，仍无法退补全部“赃款”。杨涟死状最残：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尸体从狱中抬出时，已无完肉，浑身是蛆。
六君子无一活命，全部死于狱中。而六君子案锻炼成狱的最大力量就是特务统治，朱元璋的王朝也终于为自己得心应手的特务统治付出了代价：他所创建的王朝，正往灭亡的深渊飞速下滑。如果说东林党人还是这场下滑悲剧的制动器的话，那么六君子惨死等于制动器完全失灵。
【注4】张溥（1602－1641年）明苏州太仓（今属江苏）人，字乾初，改天如，号西铭，师事徐光启，少时嗜学，所读书必手抄。诗文敏捷，与同里张采齐名，号“娄东二张”。崇祯二年（1629），集江南诸社合为“复社”，倡复古学，以嗣“东林”自诩。四年成进士，授庶吉士，乞归葬亲。六年主“复社”虎丘大。
在历史文化惯性中，给人定罪的艺术也由特务统治再掀小高潮。因为特务统治的全部精髓只有四个字：颠倒黑白！
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
孔子一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语论·八佾》）的赞美，把西周的制度推崇到极点，于是日后的追述三代都可以拿周为模本了，因为周是前二代夏、商的发展的结果即“周监于二代”的结果。
其实周的制度远非如道德。其一，是它的武力征伐性格更甚于前代；其二，它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外有别，表现出了更高的欺骗性，为中国此后历代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玩花活”开了先河－－也就是说强权集团总是习惯于说一套、做一套。
周的武力征伐性格从灭殷开始大为伸张，随后“践奄”－－踏平不服从新主的奄国，再征南土、伐猃狁，是一路杀下来的。历史资料表明，“周之克殷，灭国五十”，而殷人建国之初所征伐的“不过韦、顾、昆吾；且豕韦之后，仍为商伯；昆吾虽亡，而已姓之之国，仍存于商、周之世。”根据这些史料，清末大学问家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故夏、周之剧烈矣。”
歌颂武王克商的《大武》舞曲表演，更说明周对武力的崇拜即用宏大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抽象或复现武力业绩，描述周的军事力量与殷的军事力量大决战的过程。整个表演分为六个环节，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周的武力威风。
第一场表演武王率大军北征，用《周颂》中的＜我将＞为歌辞：“我天天谋求平定四方，早晚不懈，敬畏上天赋予我的这种责任。
第二场表演武王克商，用《周颂》中的＜武＞为歌辞：“武王继承文王的事业，战胜殷商，遏止商纣残害人民，大成其功。”
第三场表演武王征伐南国，用《周颂》中的＜赉＞为歌辞：“普天同庆，我的征伐是求太平，让天下听从周的命令。”
第四场表演是武王使周朝天平基本稳定，用《周颂》的＜般＞为歌辞：“周朝的疆域已经广大，高山大河壮观非常；各方伯酋敬答武王，服从命令。”
第五场表演武王派出周、召二公指挥战役，用《周颂》的＜酌＞为歌辞：“我军阵容威严，将获大胜，我把王师交付二公指挥。将士都会听从你们的指挥，出色地表现自己的英勇。”
第六场表演武王胜利回朝，用《周颂》的＜恒＞为歌辞：“武王平定了四方，保卫了国土，安定了周室，从而使万邦和协，屡有丰年。”
为了震慑殷商旧人和彰显武功的作用，周王把献俘的政治意义扩展到极大化并固定为既定程度。最有宣传效力的两个环节是杀一批重要的俘虏和把最重要的敌军首领的头挂在战旗上。
后者是以纣王之头和他的两个妻子的头为“馘”（祭品）的。当时的场面是：武王主持献祭典礼，姜尚扛着挂有纣王头白旗、挂着纣王二妻头的赤旗进入庙中，报告献上的“馘”的名称；随后，次重量级的敌首（与旗）一同进庙，逐渐形成盛会之状。
为了让殷商旧族放弃对往日荣耀的留恋以及由此而生反叛之心，周的意识形态宣传便强化对他们的三点宣传。《逸周书·商誓解》记载此三点分别为：
一周国虽小，之所以克商是出自天命，纣王违反汤的传统政策才导致今天革命；二，殷商贵族与纣不同，后者乃独夫民贼，前者只要听命于周则可安居乐业；三，不要不敬天命和周命，否则会遭刑（杀）罚。
一派强者的威风，既便恩中亦带威胁，哪有什么道德之感。当然，孔子所歌颂的是周代既定的制度，也就是说逐渐向道德化渐进了的制度，特别是周公辅助成王以来确立的秩序与创造的繁荣。然而周的“道德话语”也出了大问题，它的意识形态是“两乎皮”的，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
《尚书·周书》之＜大诰说＞：“天命不僭…”，而在＜康诰＞中则说：“天命不于常”。前者是对殷商旧族和各个封国及百姓说的，一句话：你休想取代我，周之坐江山乃天命。后者是对内部人即宗室和当政贵族说的，告诫他们：老天有他的道德评判，搞不好，他会找人替代我们。
孔子并不在乎这个悖论现象，他看到的是周制的八百年续存，即最后功利效果。这个悖论也造就了中国政治中迷信国家暴力的性格，当“说一套、做一套”的意识形态不起作用时候，强权集团更相信镇压的作用，结果暴力愈甚，亡之愈速。秦与隋的兴勃亡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两个统一且强大的王朝（并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存之不久？有人说是选择接班人的问题。而在“接班人”问题往下再看是什么呢？往往是在“说一套、做一套”方面表演的最好的人更具获取最高权力的可能，相反，较差的表演或易于直率发表意见或者掩饰不足的人则与最高权力渐行渐远，终至被边缘化。
从历史初期的政治性格，渐次沉淀成文化性格，对政治家个人的品格乃至对全民性格的熏陶则成必然之事。所以，百姓中间又形成了一套——“只做过头事，不说过头话”的世俗逻辑规则。之于民，非顺民，即奴隶；非奴隶，即暴民。
后世史学家虽把儒法两家分为泾渭，但是此两家在方法论上又如此相近，渐使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外儒内法”形成给定本质。
吕不韦晚于孔子约二百五十年，作为大思想家和编辑专家在《吕氏春秋》中也肆意编造了一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