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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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太平兴国（公元976年至983年）间，鄂州崇阳县（今湖北崇阳县）知县张咏某日见一小吏从库房中匆忙出来，头发上挂了一个铜钱。张咏喝问钱的来源，小吏从容回答：“拿的库里的，怎么样！”。张咏本以为他干这种事会胆小，没想到还理直气壮。张咏变了脸，下令打小吏板子。小吏也气急了：“一个小钱算什么，你能打我，却不能杀我。”语气饱含挑衅与威胁。张咏也气急败坏，提起笔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斩！”拿刀在手，砍下小吏的人头。
张咏知道这个杀人是不合法亦不合程序，所以向上级写了“申府自劾”（自己揭发自己）的报告。结果是，不但没受处分，反而日见升迁。皇帝赵光义（已改名赵炅）很赏识他的肃贪行为，一直让他当到枢密直学士（总参谋长）、兼掌三班院（组织部长）。到真宗朝时，他仍身居要职。
在发生了“一钱诛吏”的事件并受到皇帝的肯定后，张咏于十几年后再行越法杀人之举，并且也很奏效。淳化五年（公元995年），他以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本职兼西川路（治所亦在成都）同捉贼招安使【注7】期间，消灭的主李顺王小波主力，李王余部尚有活力，但官军有所懈怠。其中有一个军吏犯了轻微过错，张咏下令决杖（打军棍）处置。没想到小吏不服，极力申辩。张便有心用“一钱诛吏”的办法处置小吏，便语激小吏：“莫非你想吃一剑？”小吏高叫：“决杖不得，吃剑则得”向张反叫板。张见小吏上套儿，下令拉出去，斩首。其余军吏都吓坏了，面面相觑…
相比两次越法杀人，第二次还有些道理，可称为：实行紧急状态法下的非常措施。以现代法律程序来判论一千多年前的案例，当然很牵强。而问题是，撇开程序法不论，仅从文化积淀角度来论，这无疑是在鼓励为官者可以使用超越法律的手法来达到政绩目的。比方说，尽管我雇佣黑社会对付拆迁中的“钉子户”，不管冲突如何，只要我建成了漂亮的高楼大厦、花园广场，什么程序、什么法制，都得服从政绩。所以，西门豹主义与张咏主义仍是今天依法行政的一个巨大的文化障碍，与张咏之肃贪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宋初的高级国策竟然鼓励贪污。贪污也成为位高权重的大臣的自保手段，比如赵普力以经济上的不廉洁表明自己无政治野心。张咏反以一个小吏的人头来表明自己肃贪的决心。
西门豹比孔圣人技高一筹
【注5】黄昌（？－公元142年），字圣真，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曾任宛（今河南南阳）县令，官终太中大夫。名列《反汉书·酷吏列传》。
【注6】郑克，生卒不详，宋开封人，宣和六年进士，曾作湖州提刑司干官。据前代《疑狱集》补充成《折狱龟鉴》，多记破案方法。
【注7】该职是专为讨平李顺、王小波事件而设的临时职务，李顺为王小波的妹夫。
清朝时，鼓励贪污仍然是皇帝收拢重臣的一个办法。乾隆操此术尤精，只看他放纵李侍尧就明白了
李侍尧出身贵族世家，汉军镶黄旗人，其四世祖李永芳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其父当过户部尚书。他以有才而闻名官场：一是识人、用人准确，部下为之争光；二是评论时政，切中要害。因为这二项，乾隆皇帝称之为“天下奇才”。但他也是个人格分裂型的巨贪。任云贵总督时，尽卖官之能事，下级知府无不以行贿而得职。当地有治铸场，许多县官兼任最高管理者（厂员）。有时又专任此职，原任暂空。有一厂员任满，要求调回本职，李侍尧向这位县级官员一次要了八千两银子。
李侍尧办案也多施巧夺之计，如案中写明赃物六百两黄金，李侍尧大笔一挥改为六十两。结了案，五百四十两黄金就成了他自己的了。
为稳定自己的位置，他还百般回护自己的下级，如在先后在两广总督任上包庇总兵李星垣。
李侍尧终于因贪渎而犯罪，由于涉案面广、数额巨大，大大震惊了乾隆皇帝，感叹道：“今李侍尧既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让朕深信乎？”因此在乾隆四十五年判了李侍尧死刑，等秋后处决。但是，乾隆经多方权衡，决心释放李侍尧，让他赴任陕甘总督，稍后又转任闽浙总督。乾隆宽贷并重用他的原因有三：其一，李侍尧祖上为清家开国功臣，不宜对功臣之后采取过重的惩罚，否则被认为无恩；其二，李侍尧勤干有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其三，若以罪身免刑，遇国家紧急之时，他会效死力，这叫“收买人心”。
果然，李侍尧在转任闽浙总督后，对台湾“乱民”林文爽武装暴动事件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由于这一功绩，李待尧被乾隆皇帝赐“袭伯爵”，并在台湾建了生祠，再入二十功臣表，图像挂入紫光阁。
台湾民变直接原因是台湾总兵柴大纪、知府孙景燧一批贪官任贪赎、剥夺人民所致，间接的原因是他包庇柴孙二人所致。为了保住自己，他与前来督军的协办大学士福安康推出柴大纪，以柴“声名狼藉、纵兵激变”为名，将柴处弃市之刑，以谢台湾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岛内紧张局势。可见，贪官也善使蒙蔽与虐杀之术！此时，孙景燧已被“乱民”打死，否则他的头也会被李侍尧借来一用的。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回归圈：历代政府都高喊反贪，但最终又皆因腐败而导致政治效率低下以致于亡国。究其原因的三：其一，官僚集团之间的互保；其二，皇帝循情用人；三是，官吏基数庞大，重禄养廉不起作用。其中第二项尤为重要，使腐败成为一个“包庇链”。
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
中国人讨论人际关系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谁比谁也傻不哪里去，只是有个好不好意思！”
此话颇有道理，且屡经史实验证明。强力集团以为百姓傻，让老百姓“由之”而不“知之”；而百姓在历史口头相传的经验中也逐渐积累成对付假话的系统。比方说，陈胜可以利用“狐鸣呼曰：大楚日兴陈胜王”的表达方式，刘福通可以利用“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表达方式，来聚集资源。但这些还不具有直接向上分利的性质，远不如五代的藩镇割据以实力加假话对上表演蒙蔽之术。这就是中国俗语所说“乱世出英雄”的社会机制。在高压镇制的社会，你不说假话也得说假话，否则牢狱、杀戮随之而来；而一旦镇制渐失效力，利己的假话便大力盛行。这种假话几乎不用面对百姓，面对权力资源才是最合适的。所以，后人总结道“老不看《三国》”，以防愈老愈奸，而《三国》（话本与演义）把权力体系外的假话系统发展到了顶峰，并冠以美名，曰：谋略。孙坚匿藏玉玺潜逃回江东的理由，编得是美丽的假话；刘备为了号召随从，可以把自己说成是“帝室之胄”；曹操早以保护皇帝安全为由，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利范围内。
尤其曹操，还可唐而皇之发布一道文告（实际上是给皇上的威胁信），说：我不要封地，只要兵权，因为天下没有我，不知道几个要称王称霸了。皇帝被这一套假话给蒙住了！
五代期间，远非三国几股势力之状，概因相对于“三国”的后来人学得了向上蒙蔽的本领，并将它发展成一种“学问”。这门“学问”不是曹操那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了，而是农民和无业游民出身的社会底层人士。形象地说，是一个高干子弟孙权驾驭着一帮社会流氓刘备及其同类。
中国五代时，军士擅立主帅，以致于逼主帅为他们当皇帝也非“游心骇耳”之事，所以，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仍惴惴不安，怕有人重复昨天的故事。在赵匡胤之前，已经发过四次类似的事情。
藩帅是个比皇帝更能提供现实利益的源泉。史学家总结为“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
李匡俦被晋军打败，逃向沧州去躲难，随行的妓妾奴仆很多，更随运大批财宝、器械，沧州刺史卢彦威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