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5章

元祐政局。一味更化而否定前朝的结果当然不在具体政治措施的改变上，重要的是带来了士风的进一步颓败。几年来，彼此相斗的手段都显得十分下流，弹劾动辄十数上，用语亦极尽诋毁之能事，吕陶在为苏轼的辩章中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所不可”的话，竟成了后来许多事情的一贯手段。甚至捕风捉影上纲上线，也成了人身迫害的常法。神宗末年出任宰相的蔡確，与王安石的关系并不太深，与其说他赞成新法，倒不如说他拥护神宗皇帝来得实际。尽管如此，蔡確仍不免成为新政的代表而遭受一连串打击，最后又由于早年所作的一组诗给人加上“谤讪”之罪，一贬再贬，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死于荒蛮之地。严格算起来，他是本朝第一位死于政治迫害的宰相，这种不幸无疑与太祖以来宽厚的仁德之风是绝不相容的。尽管有不少人如范纯仁、苏轼十分不忍于蔡確的遭遇，但也并不能改变普遍的复仇情绪。
主持政治报复的实力派主要是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四人。特别是刘安世，他是司马光的学生，蒙其恩最深，因此报仇心也最强，时人号其为“殿上虎”，可见其作风之一斑。一个人没有公正的心态，又岂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如果事事都免不了激动而掺以个人恩仇，那政治就不成为政治而成了一场决斗。
这种气氛很令人无奈。元祐时期一些老资格的大臣有调停之心，但无纠弊之力。前期是文彦博，后期是吕公著和范纯仁，三位老臣曾经一度主持工作，但无一例外地受到实权派的排挤。议论纷纭间，又何暇去做实事？如此只有破坏而无建树的态势，也许从此将成为帝国政治的基本格局。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9节　箭在弦上
在我们的帝国中，既然存在着天子这一个绝对的砝码，就注定了矛盾永远不可能统一，因为天子是人而非神，他的倾向性是无法抹杀的，这个决定一切的力量失去中立之日，便就是新的一轮风波开始之时。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初三，宣仁太皇太后崩逝，此时的哲宗十九岁，亲政已成定局。
十天前，五位执政官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韩忠彦、刘奉世进入崇庆殿后阁，探问病危的太皇太后时，心情都极为沉重，弥留的太后无可奈何的口谕又更使五人忧形于色，隔帘噤默无语。任何一位过去的天子都是祖宗旧法的一部分，全盘否定并没有道义上的理由，整个元祐政治对熙宁、元丰的反正太过激烈了，这是人人心里都十分清楚的事实，因此过去九年的强硬措施随着太后的逝去将面临灰飞烟灭的危险，也是明摆着的事情。国是将变的气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无论是从帝国还是从个人前途着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都是他们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同当年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同，元祐诸人本就十分心虚，此刻显得尤为慌乱似乎不足为奇。
吕陶、苏辙、范祖禹、吕希哲开始不断上疏，就太后变改政事的做法给年轻的皇上一一解释，异口同声地说太后更张先帝之政，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于私意；所改之事既是生民所便，所逐之臣亦是天下之恶，社稷因此危而复安，人心因之离而复合，绝不可以为非。他们甚至连将要出现的奸言险语也考虑到了，吕希哲在奏疏中故作轻松地说，游说皇上之言不外乎有三：一是修复神宗法度，二是独揽乾纲，三是复用已往迁谪之人。范祖禹连疏坚请皇上“明析是非，斥远佞人”，要新天子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四人中，吕陶、苏辙是一系，范祖禹曾是司马光的部属，而吕希哲则与二程交往甚密，意见虽有不同，可在这件事上却是相当的一致。
但任何预防手段看来都将无济于事。当今天子虽是庶出，但却是已故神宗所立的堂堂正正的储嗣，即使他对专横强项的祖母听政九年不存怨望之心，也无法容忍一个时期以来对父皇治绩的污辱和否定。年轻的嗣君已经长成，不可能再安于傀儡而无所事事，天子无上权威的滋味是一个强大的诱惑和推动力。九年来忍辱负重的新派人士自太后仙逝后就已经开始四出活动，两个月的形势变化极快，甚至连重新起用章惇的呼声也通过一定的渠道上达帝听。朝野上下随之而议论纷纷，但大多数人心怀顾望，都在猜测着皇帝的动向，不敢贸然站出来说话。十月份，除丧听政的皇上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擢升了几位身边的宦官，执政大臣们以为天子亲政之初先擢内臣，纷纷表示不服。范祖禹又上了一道奏表，这封带着强烈个人情绪的奏疏对熙宁、元丰的非难和谩骂达到了极致。元祐诸臣危言耸听而咄咄逼人，反倒促使年少气盛而带有强烈逆反心理的皇帝更快地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第一个出头的总不免是些风头人物。礼部侍郎杨畏在十二月份首先上疏主张绍述神宗，便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又一个恩将仇报的典型。原因是杨畏的升迁得力于首相吕大防，大防是秦人，因独立于洛蜀两党之外，担任了六年的宰相，尽管在某些方面颇招人反感，但也是元祐政治的主力人物之一。杨畏的奏疏声称：神宗变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之道。哲宗接疏立即召见，询以先朝故臣孰可起用，杨畏开列了一长串名单，其中有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追述先朝的第一要务是起用旧人，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可惜蔡確不幸去世，没有熬到这胜利的一天。新年的二月，李清臣——这位元祐初年因反对尽废新法而被罢职的前执政官——被命为中书侍郎，三月即在进士考试的出题中批判废除新法的不当。苏辙上疏攻击清臣，哲宗龙颜大怒，罢苏辙门下侍郎，出知汝州。此后，吕大防亦被罢相出知永兴军，同时曾布被起用为翰林学士。此时，一位久在朝外而对元祐诸臣切齿痛恨的官员张商英被召为谏职右正言，正是他再次上疏明确建议哲宗重事诛赏，要求皇上尽斥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刘挚、吕大防、梁焘、范祖禹等人，追述神宗盛德大业。
四月十二日这天，雨后初霁的京城上空，白虹贯日。此乃精诚感天之兆，机不可失，曾布再次上疏，请复先帝故事，并乞改元以顺天意。哲宗纳之，改元“绍圣”，天子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接着，章惇被重新诏命入相，又一个乾坤倒转的时代终于来临。
新时代的突出之处倒不在于恢复了一些元祐时被罢废的新法，因为青苗、雇役等法在不久后虽然被重新颁布执行，但多少都作了些修改，已经不再成为核心问题。哲宗的“绍述”主要体现在理论领域，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在一定意义也是这场拨乱反正之所以得以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根本原因，而司马光主持的元祐更化正是忽略了这个环节。重修《神宗正史》是其中之一，宰相章惇、翰林学士曾布都参与其事，但承担主要工作的是蔡卞。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兼学生，他把元祐时期史官挟带个人恩怨而篡改的历史进行了修正，为他的恩师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我们的帝国一贯讲究历史的作用，所谓是非必正，褒贬分明，全在于史官的秉笔直书。蔡卞既然能根据安石留下的亲笔记录核对史实，发现了篡改诬陷的成分，原则上的是非定性便应运而生。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七月，朝廷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赠谥，贬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官职不等；十二月，元祐史臣范祖禹、赵彦、黄庭坚，坐诋污降官，吕大防因领衔监修，责无旁逭，亦再遭迁谪。
也许是在残酷的斗争中得到磨炼而汲取经验教训的缘故，章惇主持下的政治清洗和人身打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八月，在追贬司马光等后，章惇即有心再将文彦博以下三十人悉贬岭外，仓促未果；此后几年间，章惇不断将反对新法的人贬官罢职，包括对这场过分的政治报复持不同意见的李清臣和曾布。从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开始，章惇制裁元祐旧人的行动达到高潮，再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夺赵瞻、傅尧俞赠谥，流贬吕大际、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岭南，谪迁吕陶、朱光庭等近三十余人。最厉害的一招是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