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6章

Ｗ罾骱Φ囊徽惺墙岚四辏ü?085年）四月至元祐九年亦即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十二日十年间之全部章奏汇编成帙，进行严格审查，凡有涉嫌者分别予以处分。特别是辑理了司马光的所有章疏案牍，选官编类置之二府，以为天下后世之戒。最后是在哲宗的第二个年号“元符”年间，先是借口神宗不豫期间的一次谋议废立的旧事，再将文彦博、司马光、刘挚、梁焘等已死之人冠以大逆不道之罪；然后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六月，章在蔡卞的建议下，以元祐之道还置其身，命蹇序辰、安惇两人审理当年司马光所设“诉理所”的档案，凡参与诉理者一概摘其姓名编入另册，由此而得罪者达到八百余人。
章惇这位为人豪迈而孤傲的新宰相是本朝一位著名相术学者邵雍的学生，与二苏兄弟、曾巩曾布兄弟、吕惠卿、程颐之兄程颢皆为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那次礼部考试的同榜。嘉祐二年这一榜几乎都是四五十年来帝国的风云人物，并在后来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这在本朝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章惇与吕惠卿、曾布略有不同，自为安石所重而进入三司条例司后，虽一直参与了新法的实施，但在熙宁新政中并没有做多少工作。章惇表现出其奇伟绝伦的才华主要是在元丰时期，特别是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同司马光力辩雇役法不可轻废的那场争论中，显示了强烈的斗争性格，此番作为绍述运动的主力人物登车揽辔，遂不免慨然而有澄清之志。蔡卞则是熙宁年间的进士，他对王安石的感恩戴德促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切齿痛恨，蔡卞为人深谋寡言，富于心计，他能掌握章惇的弱点而要挟利用之，在绍圣党同伐异、陷害异己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话说回来，这也是时势的要求。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章惇、蔡卞之流的过激行动既是一个相当长时期以来本朝士人好挟私怨的最终反映，也是哲宗皇帝绍述政策的必然结果。政治从来都是黑白分明的，否定与再否定环环相连无有终日，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严酷，除非矛盾双方在生死相搏中同归于尽，不会有风平浪静的一天。而天地万物生生不已，幻想着这个权与欲的世界有朝一日停止争斗，那实在是痴人说梦。
在君门九重、坟墓万里的元祐人士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阴翳横天、层冰塞川的世界；党祸烈于火，苛政猛于虎，眼前的处境就是最好的说明。栖栖惶惶而奔避不暇中，即使能耳冷心灰百不闻，也无法每屈心情入酒杯。在惨淡的人生中，一切失意的哀叹和惆怅都显得无足轻重，虽然苦涩的忧怨境遇能使后人一洒同情之泪，可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严峻的现实已带来一个迫切要求，呼唤着我们这个泱泱帝国的智识之臣抛弃私怨而精诚团结。可贪于安逸、固执己见的作风业已养成，轻易又怎能一旦割舍！
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尽管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肇自于王安石的变法，但在实质上，从元祐时起一直到今天，如此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根本就与王安石无关。王安石的晚年虽然在沉默中度过，但当他在定林寺与人谈经论禅时，对世事沧桑之慨也偶有流露。在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雄杰看来，围绕着新法的斗争，实际上大多出自好于争胜的意气用事，绝大部分人都不免投机取巧闻风转舵，以至于前叛后附，或出或入。
安石认为，自议新法以来，始终言不可行者，只有司马光一人；始终言可行者，也只有曾布。这后一句颇耐人寻味。
曾布虽也是新法的主要起草人，但至少在敌对方来看，吕惠卿、曾布两人同为王安石的心腹，却有明显的主次差别。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在对变法的态度和贡献上，也确实有强弱大小的不同，吕惠卿所起的作用也要超过曾布。
第二部　惊涛裂岸第10节　不惜一切手段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曾布接受神宗皇帝的密令而调查“免行钱”实施情况，进而参劾吕嘉问的事情，安石是十分清楚的。正是因为曾布的轻率而导致了曾布、吕惠卿两位变法中坚的进一步交恶，这也是新法阵营中人人皆知的事实。可尽管如此，安石在心目中仍把曾布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评价不公，其实内里却自有奥妙，至少从反面证明安石对另一位主要帮手吕惠卿的行为作风确有不满意的地方。在意见冲突、矛盾重重的曾、吕两人中，安石在感情上最终站在了曾布一方，甚至不惜原谅曾布由于冲动而做出的不明智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王安石在最后要把吕惠卿排斥在外，为什么反对派在后来能不断制造出王、吕不和的种种谣言的渊源所在。
曾布由于熙宁末期曾遭到吕惠卿的迫害，因而在元祐时期并未受到严重的冲击，出外不久后还京为翰林学士，一直做到知枢密院事。不过，他对司马光废除新法尤其是雇役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曾对司马光道：
“雇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吾手，若令自作改易，义不能为！”
在绍圣年间，曾布对章惇的复辟举动无疑是大力支持的，但对章惇起复吕惠卿却坚决反对。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十月，曾布就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联袂向哲宗进言攻击吕惠卿，不同意吕惠卿入朝，从而迫使惠卿一直在外任职。他与章惇的最大分歧点在于对元祐诸元老大臣的政治评价上，曾布认为追夺赠谥乃至于毁墓仆碑，纯属徒劳无益之举，进而对章惇的专权亦有所不满，这导致了他最后与章惇、蔡卞的决裂。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曾布在一次廷对中向哲宗道：
“章惇、蔡汴施行于元祐之人，众论皆谓过当。两人所作所为，分明是报私怨！”
政治家若空有原则而没有手腕，便不可能久在其位，因而所做的事情往往半途而废。曾布在几十年走的是一条相对折中的路线，从而保证了他在政治风波中的稳定，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曾布的处事方针虽然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诸如王安石、吕惠卿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但一味务实，却无疑要犯原则上的错误。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的正月十二日，年轻的哲宗不幸突患急病，不治身亡。皇太后向氏突遭变故，急得对宰臣大哭：
“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哲宗享年仅二十四岁，惟一的一位皇子又不幸早夭。
章惇大权在握，说话也一向严厉：“当立母弟简王。”简王赵似是神宗第十三子，元符元年（1098年）封简王，与哲宗为同母所生。
太后感叹：“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言下之意，立谁都是一样。
章惇道：“以长幼论，则申王当立；以礼律论，则大行皇帝同母弟简王当立。”申王赵佖是神宗第九子，因年长的诸王皆早薨，因此在剩下的五位皇子中年纪最大。
太后其实意有所属：“皆神宗子，何必强作区分！以次序论，端王亦可立。”端王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
这下激起了章惇的强烈反对：“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说出这样胆大的话来，曾布当然更为不满，于是大声叱断他的话：“章惇听太后处分！”一下说得章惇默然。太后最后下结论道：
“申王有病，不可立；先帝曾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有仁孝之德，当立为嗣君。”事情就这样定下了，端王赵佶入继大宝，后来的庙号为“徽宗”。
章惇虽然有种种不是，但他此刻却说了一句大有见地的话，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新帝即位后就被贬，辗转飘零，最后死于睦州。而曾布坚持了自己游刃有余的原则，顺理成章地一跃而为时代的新宠，但却为我们的帝国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历史虽然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但个人却足以能改变它的方向，这在曾布如此，在帝国的第八位天子徽宗则更是如此。
新帝仍然尚未成年，皇太后向氏又得以像早先的宣仁太后一样垂帘听政，奇妙的是，两位太后在对待熙丰政治的态度上惊人的一致，所采取的做法也十分相像：大权在握，立即就进行翻案。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元祐时曾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