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90-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历史的底稿　　: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第32章

揽到自己身边，便于控制。显然，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翰林（只能说是某一些）从弄臣变成了帮手，也不好再叫供奉，于是就有了翰林学士的称谓。玄宗之后，随着唐王朝的日益衰落，虽然翰林学士依然是制度外的差事，但事权越来越重，在政治中枢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凡任免将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等诸项重大事务，其诏令均由翰林学士起草。这种诏令用的是白麻纸，以区别于中书省起草的黄麻纸诏书。再到后来，干脆由翰林学士来兼中书舍人（中书省具体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宰相也大多由翰林学士出身。几朝过后，翰林原本弄臣的痕迹也没了，终于演变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样子。
朝堂上的变戏法关于割人的话题
割人，指的是阉割人。在有皇帝的时代，为了满足皇帝超级多妻而且独占鳌头的需要，皇宫里需要不男不女的宦官。所以，阉割人，成为一门专门的技术，由专业人士独擅，父子相传，有着不尽的好处。那个时候，阉割人的和骟牛骟马劁猪的不分家，彼此混淆，也彼此传经，但据说还是阉割人获利最大。因为到了帝制的后期，宦官基本上不再是罪犯刑余的产品，或者把俘虏强割了充数，已经变成了穷人家自愿将孩子送上来，专门从事的一项职业。在明代，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
那个时候，这种职业，对于那些揭不开锅的穷人家来说，是一项富有诱惑力的风险投资。宦官就是这样一类很奇怪的人，一方面他们是刑余之人，将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东西弄没了，根本性地让人看不起；一方面他们却因此获得了留在最高权力中心的机会。——按传统政治的惯例，不管什么人，只要待在权力中心，就对这种权力有影响力。更何况，那些长在深宫里，得不到天伦之乐的皇帝，对于伴他从小长大的宦官，往往有着一种类似父母兄弟的感情，很容易得到异乎寻常的信任，宦官也因此被赋予超乎寻常的权力。也正因为如此，历来的史家，对于宦官大多没有好气，好像王朝的霉运，都是这些不男不女的人捣的乱。
不过，这又是一种利益被过分地夸大的职业。历史自有宦官起（至少西周就有了），累积起来，做宦官的人得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得脸做得到权宦的，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十位。能混上个官职，足吃足喝的也只是金字塔尖上的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白丢了传宗接代的家伙，落得个卖身为奴。可是，任何带有风险的职业都是这样，发财风光的事情大家都喜欢传，倒霉的事，都装作看不见，心甘情愿地将它遮蔽掉。一个宦官，穷人家的小子，风光的时候可以权倾朝野，像魏忠贤，不仅权高势大，而且可以在士大夫中得到大批的干儿干孙并无穷无尽的阿谀逢迎，简直就是一个恶俗的中国版的“灰姑娘”的神话，更是使得这种传好事遮坏事的效应得到没边的放大。使得某些穷人，前赴后继地将自己家的骨肉送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红楼梦》里贾元春语），饱受荼毒，只是便宜了那些操刀的手艺人和皇家宫苑。
说起来，阉割就是一种外科手术，做手术就难免痛苦，但只有人的阉割所造成的痛苦最大，至于猪、马、牛，割完之后只要伤口愈合，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活蹦乱跳的，但是人，却往往得遭一辈子的罪。其实，不是由于人在生理结构上有什么特殊，而是人的社会文化属性，导致了被阉割者的终身磨难。因为动物阉割去势，只是将它们的产生雄性激素的器官睾丸割了就结了，根本用不着将性根一起去掉。这一点，我们的民族至少在汉代就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的《牛马经》上说得很清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那些为了服务皇宫而从事的阉割，不仅割掉睾丸，而且必须将人的男根彻底割掉，连一丁点茬都不能留，如果有点茬，就算混进了宫，在日后的例行检查中也要给剃干净了。害得宦官不得不像女人一样蹲着小便不说，而且非常容易小便失禁，下体常年腐臭（正因为如此，宫刑才被叫做腐刑），年纪大了尤甚。所以，宦官无论夏天多热，下身都得用毛巾塞得鼓鼓的。
这样做，实际上没有任何道理，也根本没有必要，惟一的作用，就是让皇帝在感觉上更放心。
历朝历代，宠信宦官的皇帝多矣。甚至连宦官是他爹他妈的肉麻话都能说出来，但没有一个皇帝，肯爱屋及乌下令让宦官少割那么根本没有必要的一刀，从而免除这些人终身的痛苦。
说到底，宦官只是皇帝的奴才，皇帝的玩物。即使像魏忠贤这样势力熏天的宦官，一个刚继位的、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让他灰飞烟灭。宦官之恶，其实就是皇帝之恶，史家多少年的板子，其实是打错了地方。
好歹都是读书种在劣绅与藏书家之间
清末民初，湖南湘潭出了位顶风臭十里的人物，名叫叶德辉。此人中过进士，做过吏部主事之类的官，后来不知怎么弃官不做了，回到长沙做起了乡绅。那年头，做乡绅须有乡绅的规矩，不仅要为乡里办点公益，而且行为上也要有点讲究。可是叶德辉不，他要做名士，我行我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名士放浪形骸，不拘礼法，但却不做坏事害人，可叶德辉这个名士，却什么都做：狂嫖滥赌，他做，抢男霸女，他做，囤货积奇，他做，夺人家业，让孤儿寡母扫地出门，他还做。不仅坏，而且阴损。戊戌维新那年，攻击变法最疯狂的，就有他一个。不仅对湖南新政大加阻挠，而且还为政变后的反攻倒算，提供了不少黑材料。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号变法，大家都心照不宣，就他说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清朝覆灭前一年，长沙大饥，他不张罗救灾，却乘机囤积粮食，对长沙的饥民抢米风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个朝廷查办事端的官员，恨得牙根痒痒，如果不是革命来得快，也许就办他了。
进入民国之后，叶德辉顽劣如故，甚至变本加厉，逮谁骂谁，以至于袁世凯时代的湖南督军汤芗铭拿了他，要就地正法，后来还是王ND064运在袁世凯面前说了句话，才平了事。那时候，人们提到“劣绅”两字，估计十个人有九个会想到叶德辉。60岁以后，此老开始钻研房中术，刊印《素女经》，卖火了一把，赚了不少“贩黄”的钱，而且还收买了若干十五六岁的少女，在家里日日操练。不过，吃过汤屠户的亏，叶德辉开始在军阀身上下功夫。此后湖南走马灯似的换主人，你来我往，谁都要给叶德辉面子，尽管国人皆曰可杀，但再也没有官家来动他了。反过来，长沙的“高尚”社交场所，倒总是有叶德辉的影子，一脸麻子，面目可憎，却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旁若无人。
叶德辉的晦气，是大革命带来的。1927年北伐军扫过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湖南半是投身革命的唐生智的天下，半是农民协会的天下。在农民运动的冲击下，原来的乡绅大多变了“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的，不知凡几。按道理，在此情形下，叶德辉应该收敛才是，可是这家伙不，依然说三道四。当时湖南农民协会的首领是柳直荀，就是毛泽东答李淑一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柳”，很是能干，农会搞得十分火热，掌握了省团防局的武装，声势浩大，动辄捉了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那时，四乡农民，经常进城开大会。一次，叶德辉对人说，他为农会拟好了一副对子，上联是：“农运宏开，稻粱粟麦黍稷，无非杂种”；下联为：“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尽是畜生”；横披：“斌尖卡傀”，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事情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消息走漏，叶德辉被早就恨死了他的农会抓了起来，公审之后，喂了一粒铜花生米，翘辫子了。闻听叶德辉被抓，章太炎发了个电报来求情，说此人固然该杀，但念他是个读书种子，还是饶他一命为好。但电报到的时候，叶已经去西天多时了。
当然，章太炎的说法也不错，叶德辉人虽然坏，却真是个读书种子，不仅书读得多，而且藏书特丰，近代书家，谁人不知景梅阁（叶的藏书楼名）？叶德辉的目录学兼读书札记的《书林清话》，直到今天，依然是此行当的必读书。只是，能读书而且有见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