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16章

毛周策划的。兹事体大，可以说关乎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投注了大量精力。而就在这过程中，他竟能常去丁玲窑洞“海阔天空”地聊天，可见丁玲在毛泽东心中的分量确乎非同一般。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此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等中共首脑更是忙成一团，心绪也是大喜大慌地起伏着。可据《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1996）、张国焘《我的回忆》、《张学良世纪传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等资料，排出一张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后一段时间的日程表：12月12日中午，毛泽东得知事变消息，即召集中共要人商议，除周恩来较冷静外，其他人都激动万分，并都有杀蒋之意，据张国焘说，“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则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第三册第330页）13日，据《毛泽东传》说，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据《张学良世纪传奇》说，这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有三百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一九二七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人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第679页）但就在这天夜间，一封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宋庆龄之手转到延安，给中共领袖们迎头泼来一盆冷水。斯大林强调“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阴谋，蒋介石是惟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共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据《张学良世纪传奇》说，斯大林“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真是万思不得其解’。”（第680页）张国焘则回忆说：“（斯大林）这个电报之来，无异于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深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覆无常吗？’”（第三册334页）斯大林的电报实际上使毛泽东进退维谷。15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16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漫天大雪中奔赴西安，毛泽东、朱德等忧心忡忡地送到大路口。17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西安来电，同时，获悉日本外相17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亦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据《毛泽东传》说，19日这一天，毛泽东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21日，毛泽东又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提出同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得知此事后，26日，中共决定“迁都”延安。据张国焘回忆，“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惨酷。他曾断断续续地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迫地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同时，“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第三册第347页）。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以上所述事实，在具体日期上或许不无错讹或存在争议，但毛泽东在这期间异常忙碌和紧张，心绪一直如绷紧的弦，则是毫无疑问的。但就在这期间，他居然有心思特意为丁玲作一首词，并且用电报发出，真有些匪夷所思。除了说丁玲在毛泽东心中有着很特别的地位，还能有别的解释吗？敏感的丁玲当然能感受到毛泽东对她的这份特别的重视。也就从这时起，她开始从内心最深处建立起了对毛泽东的感激、热爱、信服、崇拜，并在此后的延安岁月中不断地巩固，最终坚强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它，哪怕是毛泽东本人也难以做到。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4）
在延安时期，丁玲任过中共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等职。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丁玲虽“罪证确凿”，但却小惊无险。丁玲在南京被监禁的经历，本来是极易被鸡蛋里也要寻出骨头的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但因为毛泽东的话而使康生们无从措手。据甘露《毛泽东与丁玲》一文（载《毛泽东交往录》，人民出版社1996）说，1940年，丁玲找毛泽东，要求审查她在南京的历史并做出书面结论，“毛主席听了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同志，对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的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作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结论，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并且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了丁玲的档案。”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几乎同时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丁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王文分两次发表于3月13日和26日），两文都因对延安某种现状有所批评而为一些“老干部”所痛恨，在“抢救运动”中也是与《野百合花》齐名的“大毒草”，但作者的命运却大为不同。王实味因此被投进监牢，后又被砍杀。丁玲则由于毛泽东出面保护而平安无事。在一个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强调丁玲与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倘没有毛泽东的这种表态，丁玲的这篇《“三八节”有感》、再加上南京三年颇为“暧昧”的被监禁，足以使她在“抢救运动”中不死也脱层皮。目睹了王实味以及许许多多从“国统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过被捕经历的人，在“抢救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丁玲怎能不对毛泽东无限感激呢！在晚年回忆起此事时，丁玲仍由衷地说：“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激他老人家。”（《丁玲自传》第23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丁玲有“救命之恩”。经过“整风运动”而进一步明确了写作方向的丁玲，于1944年6月写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发表于《解放日报》副刊。毛泽东读后于7月1日写信给丁玲，对丁玲深入群众、歌颂工农兵的写作方向大表赞赏，并邀请丁玲到自己住处做客。1982年5月，丁玲写了《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专门回忆此事，其中说到：“毛主席称赞《田保霖》不只是一封信。据我所知，他在高干会和其他会议上也提到过。我听到之后，心中自然感激。”可以说，在整个延安时期，丁玲基本上是春风得意的，丁玲的生活中是充满阳光的。这十几年，是丁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而这份得意、这份阳光、这份幸福，却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毛泽东对她的重视、关爱和保护。1948年11月，丁玲随中国妇女代表团赴布达佩斯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到莫斯科参观访问并会见法捷耶夫；1949年4月，丁玲随中国和平代表团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会后访苏，10月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1952年2月，丁玲赴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1952年3月，丁玲出版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斯大林文艺奖金。这在当时，有点像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诺贝尔奖了。某种意义上，这是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