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何堪哀》第17章

粽赵谏８珊由稀坊袼勾罅治囊战苯稹Ｕ庠诘笔保械阆袷巧缁嶂饕逭笥呐当炊绷恕Ｄ持忠庖迳希馐嵌×嵋簧腋５亩シ濉！?br /> 从丁玲晚年回忆文章看，在延安时期她与毛泽东的见面是家常便饭。二人最后一次见面不知是在何时。甘露的《毛泽东与丁玲》中有这样的回忆：“1951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探望住在颐和园云松巢的丁玲、陈明同志。下午三时左右，一位警卫员同志跑上山来，问丁玲是否住在这里，并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丁玲同志’。我们想不出是哪位首长要来。过了一会，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主席来了。毛主席踏着山坡拾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丁玲迎上去拉着毛主席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下来。毛主席、罗瑞卿等同志和丁玲同志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休息了一会，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不知这是否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与丁玲交谈。　
1949年后，丁玲任过全国文协副主席兼《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人民文学》主编。但从1954年起，她就开始进入逆境。1955年，被划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1958年又成为“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在“反右”中，毛泽东想起了延安时期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肖军、罗烽、艾青等人的文章，并要求《文艺报》发表文章对之进行“再批判”。“张光年遂遵命以《文艺报》编者的名义写了一个‘再批判’的按语。”（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440页）。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七册）披露，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其时正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毛泽东收到《文艺报》的报告后，给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回信说：“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来说，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又附言曰：“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好，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对张光年起草的按语，毛泽东还改写和加写了几下几段：
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人格的影响（5）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在延安时期关于丁玲历史问题和《“三八节”有感》所说过的话，此时全不算数了。正如毛泽东当年的几句话就让丁玲在“抢救运动”中安然无恙一样，在“反右运动”中，毛泽东大笔一挥，就使她坠入苦难的深渊。　
当年那样重视、珍爱丁玲，如今却将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她头上，个中原因实在不易说清。不过，毛泽东这样做，大概不是心血来潮。据陈晋《文人毛泽东》中说，1957年9月，毛泽东就有这样的表现：“9月底接见捷克斯洛伐克访华代表团时，毛泽东突然谈到了正在接受文艺界大批判的丁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第435页）　
“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再批判”特辑，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介绍了这期特辑和所加编者按的主要内容。丁玲当时的心态如何呢？张凤珠在《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中透露了这样的信息：“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按应为1958年）‘再批判’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章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作为一个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深受毛泽东重视和珍爱、与毛泽东有着很亲密关系的人，在得知是毛泽东亲手把如此可怕的“罪名”安到自己头上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态，确实是让人感兴趣的。　
丁玲晚年对当初的心态其实有这样的回忆：“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以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决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我在这个小院里，走来走去，压住我狂跳的心。如果不是怕吓坏了王姐，我一定要撞墙，要捶打自己来平息我的愤怒。”（《丁玲自传》第262——263页）这里的“中央某些领导”和“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的“他”，当然是指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做出如此“绝情”之举后，丁玲也曾痛不欲生。这时候，她心中是委屈和愤怒相交织。委屈是针对毛泽东的。她一直相信毛泽东非常了解她，而且“只有”毛泽东才真正了解她。她的这种“相信”并非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断，而是在过去的岁月中一再被证明过的。在延安时期，当她被监禁的“历史”成为“问题”时，不是毛泽东表示“相信”她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么？当她的《“三八节”有感》遭到非议时，不是毛泽东强调“丁玲是同志”从而把她与王实味区别开来么？面对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却又如此地不“相信”她了。这当然会令丁玲有被误解的伤心和委屈，但这伤心和委屈中丝毫没有怨恨的成份，这伤心和委屈丝毫不能降低和稀释对毛泽东的热爱、信服和崇拜。实际上，丁玲的这份伤心和委屈正植根于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或者说，正因为有着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信服和崇拜，才在被“误解”后有这份伤心和委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被自己所深爱着的父亲伤害和误解了的女儿的心态。甘露在《毛泽东与丁玲》中，还说到1961年丁玲到北京看病时对她谈起前一年来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的事。丁玲说：“1958年后，撤销我作协副主席的职务，保留了理事的名义。给我这个理事的开会通知是说，我可以来，也可以不来。但我想了一想，我还是来了。文代会开幕那天，在会场上望见了毛主席，我很想走上前去叫一声毛主席，跟他握握手，讲一句话，我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地走到一边去了。”也就在这一次，丁玲托甘露找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毛泽东没有怨恨和愤怒，不意味着丁玲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