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白于毛泽东》第25章

陨稀?br /> 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遭受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湖北有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4—6月，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城……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发生严重水涝灾害，其中河北、山东部分地区灾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
到9月，灾区有60万公顷仍积水未退，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　4。9％，7月下旬至8月，东北局部地区遭受暴雨侵袭，山洪暴发，冲入伊春市，交通、电讯中断，工厂停工。松花江流域7万公顷绝收。
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　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承认1959、1960、1961年出现的经济困难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有关。《中国经济日报》1998年2月27日报导：《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l、“过量的粮食征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和非理性消费。对所有这些，笔者用一句话来回答——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关于“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和逼还债务问题
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这里人们看到，赫鲁晓夫以牺牲中国向帝国主义妥协。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虽然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以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I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第422页）。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关于“左”倾错误的贻害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虽然在毛泽东努力下迅速得到克服，但10个月（1958。6—1959。4）的错误，毕竟贻害于历史，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吉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个别地方发生饿死人的祸根。
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