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白于毛泽东》第29章

赜谏蕉仁〈夯娜绷傅牟牧虾螅鬃阅舛ㄌ饽俊妒迨∪灏僖皇咄蛉宋薹钩源笪侍狻罚笤谌炷谟梅苫肆杆偷?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66年版）。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呀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
不过这时，就全国形势而论，并不严重，所以，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情形下，1959年仍出口粮食41．6亿公斤。
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全国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开始关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灾情非常关心，对灾区人民十分关爱，1959—1961年，国家通过调入，进口等办法，向农村返销了大量粮食，3年共计546．6亿公斤，占总征购量的34．4％。（《当代中国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1959年底，至1960年底爆发了农村缺粮高峰，全国农村平均每人消费量由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主动承担了追求高指标错误的责任。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拔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粮率降为17．5％。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食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及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亿。
中共中央的种种努力，其社会效果是积极的，三年饥荒未酿成大灾难，即没有发生地区性、群体性、普遍性的死亡事件。饿死人的事仅仅是个别地区、个别人、个别现象。这种现象不仅灾年、常年也在所难免，即使是今天人们偶尔仍可看到饿殍。
河南省信阳地区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诚然与三年自然灾害有直接关联，但主要是人祸。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导致的。笔者将以专题附录于后。
科尔的统计数字不可信
现在把话题转到人口学方面来
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它可以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人口变动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口学研究所得的结论，其正确与否，用什么来检验？只能是社会实践。不是人口学决定社会运动，而是社会实践检验人口学；前者是第二性的，即社会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后者是第一性的，物质的，它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从三个方面对科尔的统计数字进行验证。
关于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科尔的研究工作所使用的中国官方公布的1958—1964年人口登记数字。这个统计材料其客观性、真实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数字本身有无法解释的矛盾，本文已在前面说过了。
科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粗略
科尔线性（正常）死亡人口，其计算公式，是起点数加终点数，被2除。科尔估算（注意是科尔的估算，不是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57年死亡人口是1040万，1964年死亡人口是940万，二者相加是1980万，再除以2，等于990万。如是科尔得出结论，1957—1964年，中国年平年死亡人数是990万。以此推算，1958—1963年线性死亡人数5940万。这么粗略的推算方法，科学吗？其结论客观、真实吗？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
人口学中按出生率或死亡率计算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都是以年平均人口为基数的，年平均人口在理论上应按365天的人口平均计算。但这种方法实际上难以做到，通常使用的简便方法是以上年末的人口加本年末的人口除以2，得出平均值，作为本年平均人口。
再如，制成一张人命表，需观察一批同龄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需花费100年左右时间，实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己成为历史的追述，失去观察分析现状的作用。一般使用的简便方法，是根据一年或几年统计资料，来确定一批人分年龄的死亡率，并算出平均预期寿命。
以上所述，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登记数字，其准确性是要打折扣的；而科尔的研究方法又过于粗略；再加上人口学研究方法的瑕疵，因此科尔的研究结果，1959、1960、1961年3年，中国非线性（非正常）死亡2700万人，是不可信的。
现在的问题，是依据科尔的结论撰写中国历史呢？还是以中国的历史事实去检验科尔的结论？我们坚持的是后者。
需要说明，科尔作为人口学家，他所进行的工作是科学研究，其结论对与错，都是研究工作。
而另外一些人，把科尔的研究结果用“移花接木”的卑劣手段，诬称，“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他们制造这个谎言，是用来打毛泽东，丑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曲解社会主义，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摇旗呐喊！
附录
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河南省信阳地区、首先是遂平县，最早刮起浮夸风、“共产风”，越刮越大，迅速刮遍全信阳地区。由于“左”倾错误肆虐，终于导致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河南省“左”倾错误的根子，是时任河南省省长的吴芝圃。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就吹牛皮，说今年河南要增产几百亿斤粮食，并实现水利化……毛泽东批评吴芝圃说大话，搞高指标。吴芝圃置若罔闻，越搞越离谱，甚至提出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搞供给制。越走越远，终于和刘少奇走到了一起。1958年9月16日到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全县一社）党委的汇报”（详见本书第三章）。如是，遍及河南全省的“左”倾错误，获得了刘少奇支持。吴芝圃利令智昏，乘势将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钰、副秘书长王庭拣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一跃而为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昏昏然起来。郑州会议上拒斥毛泽东的批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给吴芝圃写了亲笔信，信中说：“你不要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而吴芝圃却始终固执己见，坚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继续刮他的“共产风”。吴芝圃的“左”倾错误，直到1959年11月发生饿死人事件后，适才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1960年2月彻底败露。“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仍没有丝毫悔改之意，继续搞他的“左倾，将责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反革命。吴芝圃如此横行霸道，毛泽东的指示他不听，那么他听谁的呢？这里我们想起毛泽东一句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人们不禁在问，吴芝圃是什么派呢？
“信阳事件”进一步告诉人民、告诉历史，当年毛泽东在纠正以刘少奇代表的“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处境是多么孤立，工作是多么艰难？！
当时在信阳行政公署任专员的张树潘，临终前写了一个回忆材料，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
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