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24章

，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因为陈独秀从被捕至眼下，已经被囚近五年矣，将其刑期减为三年，就等于无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1937年春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留影，仍是一副”龙性岂易驯“（陈诗）的轩昂气宇。照片旁的字为他亲笔所题。　
条件放人。非常时期，当局“依法”办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国民政府当天就发出指令：“呈悉。应予照准。”第二天，“国府明令”即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出。第三天，陈独秀这个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恐惧的思想巨兽便从笼中踱了出来。到底是斗士，陈独秀出狱后的头一件事，就给《申报》写了一纸声明：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三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铜头钢牙，决不言败，还是那个铮铮硬汉陈独秀！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他从切身经历和旧友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他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同庚，都生于1879年，但两人素不相识。最早，陈独秀是从一批自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年轻中共干部那儿知道了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而这些论断与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结果极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半个世纪后方被证实为正确的陈独秀思想，在当时却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恶谥大受批判，陈独秀由此成为与托洛茨基齐名的“托陈取消派”首领。因“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态度，中共理应比国民党更为痛恨托派的中国领导人。但毛泽东在党内有了发言权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陈独秀提前出狱后，中共领袖们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前提条件是陈必须公开声明悔过。陈独秀哪是为了苟活而说违心话的人？他当场就回绝了代表中共前来看望的董必武。董亦为选举陈为中共首任领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陈慨然曰：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　
所以，此事只得作罢。但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的中共当家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国民党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7）
……他（毛泽东——笔者注，下同）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张国焘继续写道：　
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这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我从有关史料中，查到了参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位与会者名单：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项英和此会议后不久即叛逃国民党的张国焘。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长大的晚辈，同为陈氏的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后，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治狂人当初被斯大林指派为中共一把手，谁能说陈独秀的脑壳不会像日后的托洛茨基一样在家里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确表示过对陈独秀人身安全的担忧，他给人写信时说过：“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但有谁知陈独秀最终被共产党放弃，竟源自毛泽东的担忧！王明的张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泽东的疑虑才是实质——二十年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怒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陈独秀那儿：　
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派的国际组织——笔者注）。　
读懂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之后，成为一把手的毛泽东反倒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对陈独秀都更加不宽容！彼时，王明已领衔中共代表团去和国民党谈判去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复设“总书记”，所以张闻天实际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泽东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现在，人们总爱引用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那番有关陈独秀的话，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似乎毛早已为陈讲过公道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讲此话之前，毛泽东凡公开提到陈独秀，都是措辞严厉的指责，如陈独秀“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至新中国成立后，对斯人的评说更为苛刻了，除“毛选”注释中保留了对陈的诬陷外，毛还数次在党内大会和接见外宾时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林彪事发，毛将历次党内斗争梳理成十次，陈独秀首当其冲，遂成为“顶风还臭八万里”（“文革”“大批判”常用语）的头号大坏蛋。其实，毛泽东哪里不知道陈独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已成为王明一伙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