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 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第5章

理障碍是要加以克服的，但是单单军事事实的压力就必定终于变得无法抗拒尽管我不想冒险预言在多长的时间里和多少年之后。
历史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门就是经济史。不幸，它在古代和中古时期几乎全然没有人研究过，所以许多事实往往难以确定。然而和其他各种更古老的历史学相形之下，它具有的优点乃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普通人的身上，而不是集中在突出的个人的身上。当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埃及的农民是不是够吃的呢？在罗马时代，奴隶的命运究竟是怎样地不堪忍受？是剥削什么人来提供收入，才使得柏拉图那么和蔼可亲？在公元2世纪末年，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出了什么毛病？在中世纪，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的居民平均富裕到什么程度？在一个前工业的贵族政权之下，一个农业劳动者的处境，比起工业文明早期阶段一个工厂工人的处境来，是更好一些呢还是更坏一些？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而经济史则至少对答案提供了某些指示。
必须说，经济史家是多少有点沉溺于老框框之中的。几乎任何一部经济史，不管它讨论的是什么领域或什么时期，都会包含有几页悲叹，大意如下：〃在这个时期，古代的自耕农就沦于衰亡；土地被抵押给了贪得无厌的城市放贷者，土地的耕作者实际上或者事实上变成是在受着他们的奴役。古老的贵族政体尽管有其一切的弊病，却还有着某种公共责任感，现在则正被新的富豪政体所取而代之；它无视于农业的需要，一味地急于在最短可能的时间之内榨取最大限度的收入。破产的、一无所有的自耕农涌到城市里来，他们成为这里的不安定的无产者因素，以及蛊惑人心的政客们施展阴谋诡计的现成原料。古老而单纯的虔诚被败坏了，被怀疑主义和暴力所取而代之。〃你可以用这些话，或者某些类似这些话的东西在对自从希琐阿德①以来希腊史上任何时期的叙述中，也在对布匿战争以后意大利史的描述中，还在对都铎王朝统治下的英国的叙述中。在我们今天，作家们写的是更加广泛了；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相应叙述就塞满了两部巨著，即《愤怒的葡萄》和诺里斯②的《章鱼》。历史学家有关他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坏事所说的话，大体上都无疑是真的，但是以为其他的时代就曾经好一些，却往往都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部分上是专业化的产物。一个对于某一时期知道很多而对此前刚成为过去的时期知道得很少的人，会想像着部分地是由于一种已经确立了的文学传统的缘故他在他所熟悉的那个时期里所观察到的种种坏事都是新的。事实上，由于乐观或者是收成不好的结果，农艺家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倾向于负债的。在饥馑的时期能够贷款的人，大概都是城市里的人，不然的话，他们就也会是贫穷的了。贵族政体在一切时代都曾经沉沦于某些邪恶，诸如赌博、征战、大兴土木，这些都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土地转让给新的主人。古老的单纯的虔　诚，从来也不像历史学家所声称的那样单纯、那样虔敬。在整个中世纪，诸侯们和显赫的教士们都向犹太人借钱，而当他们无力再偿付利息的时候，他们就大开杀戒。到了近代初期，资本大部分已变成了基督徒的，因此对资本家大开杀戒，就不能再加容忍了。把这一变化描述为是〃古老的单纯的虔诚〃的败坏，是有点会把人引入歧途的。然而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人放弃了对〃高利贷〃（即利息）的谴责，尽管这种谴责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支持，但是一旦借贷者主要不再是犹太人的时候，这种谴责也就不再有效了。然而纳粹德国却表明了仍然有可能复活这种中世纪的模型；党的纲领，就像中世纪的教士，是同样地既谴责犹太人又谴责利息的。
经济史在它的一个方面表现了城乡之间的长年冲突。文化在所有的时代，主要都是在城市里面的，而虔诚则主要是在农村里。在古代，几乎每一件对后世有重要意义的事都是城市里的。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始于小亚细亚和西西里的富有的商业城市；从这里它们过渡到雅典，又从雅典最后到了亚历山大港。在布匿战争中打过仗的罗马人，大抵都是农艺家，很少有什么文化；但是在胜利使得罗马人富裕起来以后，他们就把农事留下给奴隶和被征服的民族，而他们自己则采用了希腊的文化和东方的奢侈。罗马帝国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商业迅速增长了，并且在公元2世纪达到了最高点。许多城市繁荣起来了，甚至于是在今天已成为沙漠的地区；它们在北非的枯干的废墟里的遗迹，仍然使得旅游者惊叹不止。从公元前600年到公元200年整个这一漫长的时期里，城市是在统治着乡村，而在这个时期以前或以后，情形却不是这样。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宗教概念里：《创世纪》里的天堂乃是农村的，但丁的地上的天堂也是如此；但是在中间的这段时期，人们的向往则体现在柏拉图的《国家篇》、新耶路撒冷和上帝之城里，它们都是城市的。
野蛮人的入侵毁灭了罗马的道路，使得旅行很不安全；所以他们就几乎完全停止了商业，并强迫每一个小地区都种植自己的粮食。同时他们建立了一种征服者的农村贵族政体，并逐渐发展了封建制度。除了意大利之外，中世纪的世俗文化乃是农村的和贵族的，而不是城市的和商业的。直到很近的时期，这种农村性还继续存在于英国、德国和俄国。英国诗的调子是由莎士比亚的〃乡土的田野的自然诗〃定下来的，俾斯麦①是战斗的农民式的，托尔斯泰则主张一切德行都是和土地相联系着的。但是工业革命使得这种观点成为一种纯粹的残余：尽管约翰牛②只是个农民，但是今天典型的英国人则是城市的。
在美国，城乡之间的冲突开始于哈密尔顿和杰斐逊③之间的对立；它延续到安德鲁·杰克逊④，杰克逊曾为农村居民赢得了暂时的胜利；经历了人民党（populist）和布赖恩⑤，它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的农业集团和反通货膨胀派之间的斗争。在俄国，自从革命以来，这一冲突就一直采取更激烈的形式。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晚年，是对农民的一种让步，但是斯大林以残酷无情的手段最后为城市党赢得了胜利。这些冲突透过它们的历史背景来看，就可以得到阐明。
近代有关经济事实对一般文化的关系的观念，曾经深深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首先它是由马克思明确地加以陈述的，即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的交换方式）乃是它那政治、法律、文学、哲学和宗教的性质的终极原因。正如一切包罗万象的理论一样，这一学说如果当做一种教条来接受，是会引入歧途的；但是如果用来作为启发各种假说的方法，则是有价值的。毋庸置疑，它有着大量的真理，尽管不如马克思所相信的那么多。陶内⑥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部极有价值而又有趣的书，其中以丰富的阐释性的细节说明了在某种意义上乃是马克思学说的反面的一种理论。陶内所从事的是要追溯新教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其中新教主义（主要的是以个人主义的形式）是因，而资本主义则是果：即神学上的Laissez…faire［自由放任］可以看做是企业上的Lissez…faire［自由放任］的根源。无可否认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新教国家里开始的，但是我怀疑那种联系究竟是否真的像陶内所提出的那样。
在17世纪，英国和荷兰是领先的商业国。两国都是新教，而且两国对自己的新教主义都有其充分的政治理论。教皇已经把东印度群岛和巴西赐给了葡萄牙，把西半球的其余部分赐给了西班牙。这不投合北方国家，它们希望和印度进行贸易并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此外，西班牙对英、荷两国都是个危险；荷兰获得它的生存是由于成功地反叛了西班牙，而英国获得它的存在则是由于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Armada）①。新教主义自然是和对天主教的领袖强国西班牙的敌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英国和荷兰的新教主义就有着充分的世俗原因。然而他们商业上的成功，却是由于他们作为水手的优秀才干和他们的地理位置。或许是成功地渲染了他们宗教的色彩，那种宗教在某些方面与德国的路德主义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怀疑新教主义究竟是不是确实在任何重要的程度上，乃是由商业和制造业所自然而然孕育出来的资本主义学说的成因。在较早的一个时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