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第42章

第二年，他辞去了华州的官职。接着，关中闹了一场大旱灾，杜甫在那里穷得过不下去，带了全家流亡到成都，依靠朋友的帮助，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造了一座草堂，在那里过了将近四年的隐居生活。后来，因为他的朋友死去，在成都没有依靠，又带了全家向东流亡。公元７７０年，竟因贫困和疾病，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他死后，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诗人，把他在成都住过的地方保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杜甫草堂”。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2节　会昌灭佛
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会昌灭佛”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上的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灭佛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大量兴建，僧尼空前增多。北魏时，佛寺多达3万余所，出家僧尼达200余万人。南朝梁武帝时，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寺500余所，僧尼10万人。而且这些佛教寺院都拥有独立经济，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了特殊的僧侣地主阶层。
佛院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在经济方面与封建国家发生冲突。北周武帝当政时，北周有僧侣100万，寺院万余所，严重影响了政府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他决定向寺院争夺兵源和土地。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断佛、道二教，把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以充军国之用，近百万的僧尼和寺院所属的僧祇户、佛图户编入民籍。此后四年，北周灭北齐，北周毁佛的范围达到关内及长江上游，黄河南北的寺院也被毁灭。江南自侯景之乱后，佛教势力也受到影响，陈朝的佛教已不及梁朝之盛。佛教势力的再次膨胀与隋文帝杨坚的提倡有极大关系。
隋文帝杨坚信仰佛教，于开皇元年（581年），发布诏令，可以自由出家，并按人口比例出家和建造佛像。在隋朝时，佛教已再度兴盛起来，唐朝时更为发达了。
唐高祖比较信佛，但唐初时，傅奕多次上书，列数佛教的恶果，请求废除佛教。唐高祖曾下诏淘汰僧尼，并波及道士。由于唐高祖退位，太宗摄政，大赦天下，所以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曾于贞观初年，下令凡有私度僧尼者处以极刑。
唐太宗晚年有忧生之虑，所以留心佛法，再者，因爱玄奘之才，所以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并下令度僧尼18000余人。以后的高宗、中宗都很信佛。武则天之时，则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造佛像，又建明堂，修天枢。佛教势力更加膨胀。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比美，极尽奢华。以后诸帝也多信佛，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时还举行迎佛骨的活动。
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棰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佛教在统治者提倡下，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也与封建国家存在着矛盾。大量的劳动人手出家为僧或者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寺院控制了许多土地和劳动力，寺院经济发展起来，而封建政府的纳税户却大为减少。傅奕反对佛教的理由之一就是，僧尼是游食之民，不向国家交纳租税，浪费了封建国家许多钱财，减少了税收。韩愈在反佛的文章中也从国家财用的角度，指出了佛教的弊端。代宗时，彭偃就建议：僧道不满50岁的，每年交纳四匹绢，女尼及女道士不满50岁的，交纳二匹，并和普通百姓一样应役。他认为如果这样，那幺出家为僧也就没有什幺害处了。因为存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在这一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封建国家就会向佛教势力宣战。
另一方面，唐武宗灭佛也是佛教与道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追尊老子李聃为教祖。北朝以来的皇帝多信道教。唐朝建立后，因为皇帝姓李，道教尊奉的老子也姓李，统治者为了借助神权，提高皇家的地位，自认是老子的后代，所以推崇道教。高宗时，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还亲自为《道德经》作注，叫人学习。尊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德真经》，庄子的著作为《南华真经》，庚桑子的著作为《洞灵真经》，列子的著作为《冲虚真经》，在科举中增设老、庄、文、列四子科。并规定道士女冠由宗正寺管理，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务的机构，说明唐朝把道士和女冠当作本家看待。武则天崇佛，一是因为佛教曾为她当女皇制造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要用佛教来压道教。
由于唐代尊崇道教，有很多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这些道士，继续前代以来佛、道二教的斗争，对佛教大肆攻击。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佛教寺院的经济势力，但也和道士赵归真对佛教的攻击有很大的关系。
武宗前面的敬宗、文宗仍照旧例做佛事，但敬宗已酷信道教，赵归真可以出入皇宫。文宗时已有毁佛之议，曾下令禁止度僧和营建寺庙。武宗未即位时，已好道术。即位后即召道士入禁中。赵归真利用了这一点。对武宗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应当彻底清除。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3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唐武宗说：使吾民穷困的是佛。于是下诏废除佛教。先拆去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还俗僧人近10万人。会昌五年（845年），规定西京留4寺，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2寺，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1寺，留僧照西京例。其它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并派御史4人巡行天下，督促实行。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僧尼还俗260500人，释放奴婢15万人，被寺院奴役的良人50余万。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凡被释放的奴婢，每人分给田百亩，编入国家户籍。
并将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民间佛像限一月送交官府，如违犯则给以处罚。会昌末年，全国两税户比宪宗“元和中兴”时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1C3，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可见，这次灭佛运动是成功的。
但是，武宗死后，宣宗即位。宣宗崇信佛教，下令恢复武宗时被废的佛寺，并杀死道士赵归真等。在此之后，佛教势力又兴盛起来。对佛教的态度也是唐后期牛李党争的一个内容。李德裕反对佛教，他在浙西做官时曾拆毁寺观1400余所；在西川任节度使期间，也曾毁寺观兰若干处，把寺院土地分给农民。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就是李德裕和唐武宗协同进行的。宣宗大中元年（847年），李德裕被贬为潮州司马，后又贬崔州（海南琼山县东）司马。教派斗争终于纳入了政治斗争的轨道。
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三武一宗灭法运动中最严厉、毁灭性最大的一次，也是对中国佛教打击最全面、最惨重的一次。像北魏的灭法，不过是在北方一隅之地，而唐武宗灭法则是全国性的，而且那个时期的中国佛教正是一个宗派林立、全面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时中国僧尼是30万人左右，被迫还俗的有26万人之多，毁掉的寺院有四万多所，各宗的经典、寺院几乎全部被破坏了，他们真正做到了像毁佛健将韩愈所说的“人其人”（要和尚还俗）、“庐其居”（把和尚庙变成在家人的房屋）、要“火其书”（把经书全部烧掉）。这是对佛教采取的“三光”政策。“三光”政策并不是以后的事，古已有之。佛教在这次法难中，各宗几乎全部被摧垮了。佛教从此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43节　安史之乱
开元后期，由于安定繁荣的日子已久，唐玄宗逐渐丧失了以前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改元天宝后，他纵情享乐，宠爱杨贵妃，信任宦官高力士，把朝政全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李林甫对玄宗事事逢迎，私下却利用职权，专横独断。林甫死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继任宰相，更是排斥异己，贪污受贿，使政治日益败坏。加上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