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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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为了东亚和平的未来第11节　被遗留的个人赔偿问题
过去的19世纪和20世纪，可以说是充斥了侵略与战争、破坏与掠夺的世纪。在东亚地区，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然后是冷战体系的斗争、分裂与对立，纠纷和矛盾从未间断。 人们渴望21世纪能成为和平的时代，期待地球上的所有人类能够相互帮助与合作，共同过上美好的生活。人们也期待着东亚地区消除纠纷与矛盾，实现新的合作，树立新的纽带关系。为此，我们必须理清过去不恰当的关系，为了未来重新确立更为合理的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应该对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对受害者要求赔偿和补偿的问题做一了结。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及日本军“慰安妇”等问题可谓是必须解决的课题。这是因为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地了结，三国间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过去的清算。 清算过去只有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实现。可是近来旨在将过去的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合理化的行动反倒得到加强。日本政要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等现象就是这样的例子。为实现东亚地区的和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象的问题所在，并为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而做出努力。 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东亚地区和平，从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是非常重要的。除各国政府部门外，为巩固和平，民间团体的联合与努力也是十分重要的。为创建这一充满希望的未来，最终还是需要读这本书的各位青年——你们做出一份努力。 一 被遗留的个人赔偿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中国、韩国政府间的赔偿问题和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为什么对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造成的受害者个人的赔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呢？ 民间对日诉讼的发端 1972年，韩国人孙振斗因原子弹爆炸受害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战争赔偿的要求（孙振斗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人，为了治疗因爆炸受到的后遗症偷渡到日本，以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而被拘留。释放后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并胜诉），成为民间对日索赔的开端。此后，中国、韩国以及许多国家的战争受害人陆续向日本政府或企业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另外，香港居民还就日军占领期间滥发军票造成的损失，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诉讼。目前，各国受害人在日本法庭提出战争赔偿的案件已将近80起。另外还有各自在本国法庭上提出的诉讼。 战争受害者从个人角度提出的战争赔偿要求是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的结果，也是受害幸存者的人权意识增强即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的结果。他们认为即使政府间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但对被害者个人的赔偿也是必要的。民间赔偿诉讼的意义不仅是要求从经济上“对过去的清算”，而是要通过诉讼明确日本国家和企业的战争责任，让战争受害者在法庭上表达他们要求恢复尊严的声音，让亚洲年轻的一代认真思考和汲取历史教训，面向未来。 民间赔偿诉讼的结果 迄今为止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诉讼的受害人，包括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慰安妇”及其他性暴力受害者、细菌战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受害者、强制劳工及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等。他们要求日本政府承认战争加害的历史事实，承认战争责任，并给予赔偿。大多数民间赔偿诉讼的原告目前仍未得到满意的判决结果，只有少数诉讼达成了和解。 多数诉讼未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是法庭提出了以下两个“理由”：一是所谓时效“除斥”，是指根据日本的民法，对损害的赔偿要求权最多为20年，超过这一时间，权力自然消失；二是所谓“国家无答责”，认为战争当时的法律中没有规定国家对战争被害者进行赔偿与补偿的责任。但是，最近有些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判决已经否定了“除斥”和“国家无答责”的理由。如有的判决认为“‘除斥’原则对于重大的损害人权的诉讼有失正义与公平”。但是最高法院仍然拒不承认战争受害者的索赔要求。目前，这两个问题仍然是巨大的法律障碍。 日本要成为在国际社会能够获得信任的国家，需要认真对待亚洲人民的战争索赔案件，有勇气承担它所应该承担的战争责任。 为解决战争赔偿问题而努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立了许多市民团体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诉讼予以支持。日本也有许多援助战争受害者诉讼的市民团体。以“中国战争受害者诉讼支持会”为首，支援各国被害者诉讼的律师与市民的支援团体与被害者共同进行不懈地努力。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学者、律师和市民们也为追究历史的真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为战争受害人的诉讼提供了充分的资料。
第三部分　为了东亚和平的未来第12节　日军“慰安妇”问题和女性人权运动
二 日军“慰安妇”问题和女性人权运动 中、日、韩三国间还有多个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其中日军“慰安妇”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克服矛盾与对立的20世纪、迎接和平的21世纪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那么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为了实现东亚三国的和平，人们应向哪一个方向前进呢？ 周三游行——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与赔偿 每周三，日本驻韩大使馆前都有要求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示威，常常被称为“星期三游行”，从1992年1月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星期三游行已经发展成为不仅受害者，而且市民团体和普通市民及学生也参加的教育活动。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公民也参与，成为国际性联合的契机。为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受害者和相关团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 必须承认随军慰安妇的强迫性质 正式谢罪 阐明真相 处罚责任人 实施国家赔偿 历史教科书记录和教育 建立史料馆 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社会化 日军慰安妇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公诸于世。但是没能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国家公权而产生的女性性丑闻以及性暴力问题成为韩国的社会问题，慰安妇问题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之后，女性团体开始正式展开要求日本政府说明真相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在韩国，还扩大到日本、朝鲜、菲律宾、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整个亚洲地区。但是日本政府坚持招募慰安妇是民间业者所为，与政府和军队没有关系。 从沉默到作证 由于日本政府一再作回避责任的表态发言，1991年８月，愤怒的金学顺＊奶奶勇敢地站了出来，讲出了自己就是慰安妇的证言。之后，50多年来受到社会漠视和冷遇，隐藏自己身份的受害者们接连出来作证。与此同时，日军设立并管辖慰安所的资料也被发现。日本政府再也无法回避责任了。这些资料为解决慰安妇问题运动注入了更强的动力。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的国际联合集会以及专题讨论会不断进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人权机构也形成决议，认为慰安妇问题是战争犯罪，要求日本政府承担不容推卸的国家责任。 为了消除战争和战争犯罪 由于事实真相逐渐被澄清，国际压力不断加大，1993年，河野洋平官房长官出面对此发表谈话，承认“（慰安妇的）募集、移送、管理等都是在有违本人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当时在军队参与下有损大多数女性名誉与尊严的事情”，并表示要“从内心加以谢罪和反省”。日本政府尽管承认了从军慰安妇的存在，但却无视国际机构的裁决，试图用所谓的“亚洲妇女基金”＊这一抚慰金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大多数的受害者拒绝接受这种以抚慰金名义的赔偿。 针对日本政府的这一措施，亚洲女性团体和市民团体在日本、菲律宾、美国等地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赔偿。对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内的该问题的责任人为对象进行审判的民间法庭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