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42章

掩杀，擒（武）愫，槛车传至南京，遂复徐州”，“盐城将士会宿迁士民，擒伪将董学礼及从贼十三人，献于淮安巡抚路振飞，悉斩之”。
弘光失德挽狂澜于既倒（2）
原明睢宁参将丁启光、归德知府桑开第合兵擒河南伪同知陈膏、商丘伪令贾士隽、拓城伪令郭经邦、鹿邑伪令孙澄、定陵伪令许承、考城伪令范售、夏邑伪令某，“俘献南京”《流寇志》，卷13，199~200页。原明河南推官陈潜夫、副将刘洪起联络地主武装，收复杞县，逼走大顺任命的河南巡抚梁启隆，“遂渡河而北，大破贼将陈德于柳园，获牛马辎重无算。时李自成已败走山西，洪起擒南阳、开封诸伪官，潜夫露布传送南都，朝中大喜，擢监军御史巡按河南”《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30页。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交替之时，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的江北地区的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兵驱逐大顺势力后，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寄托在刚刚建立的弘光政权身上，而非入关的清军。河南巡按陈潜夫的话最具代表性，他亲到南京建言弘光帝说：
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不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诚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而我督抚将帅屯锐师于要害以策应之，宽则耕屯为食，急则荷戈乘墉，一方有警，前后救援，长河不足守也。汴梁义勇，臣联络已定，旬日可集十余万众，稍给糗粮，容臣自将，臣当荷戈先驱，诸藩镇为后劲，则河南五郡可复。五郡既复，画河为固，南联荆、楚，西控秦关，北临赵、卫，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两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抚纷纭，并为虚设，若不思外拒，专事退守，举土地甲兵之利委之他人，臣恐江、淮亦未可保也。《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30页；又《明史？陈潜夫传》，卷277也节录此言。
如果说，北方的明朝官僚地主阶级迫于形势，曾一度甘心投靠大顺政权的话，那么江南的地主阶级则以远离斗争旋涡，而从外表上看似乎采取坚决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态度。以史可法为首的南京明朝政府官员于四月初一誓师勤王，兵至浦口。先后起兵勤王的江南官员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人龙，主事雷祚，浙江台绍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推官张明弼，知县宋腾熊，在籍前靖江知县陈函，临川佥事曾益，吴县生员王圣风、徐珩等，“皆刑牲誓师，各有檄文，并不著录。惟陈函一檄为世所传”《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3页。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大小惊惶”，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兵乱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个人又都不够理想。潞王为明神宗侄儿，伦序稍疏，福王为明神宗孙，“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主天下”《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国榷》，卷101，6077页。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师，前侍郎钱谦益、兵备佥事雷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神宗犹子，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天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54~155页。这里所谓“三案”，是指“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东林党人因此与福王的父亲老福王朱常洵交恶，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担心若立福王朱由崧为帝，将来必受报复，故从其党派私利出发，反对立福王。
就议者人数而言，实际情况是拥立福王的人占优势。淮安巡抚路振飞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有劝某随去南京扶立者，此时某一动则淮、扬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让与南国元勋居之，必待南都议定。”《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他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因为自西周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在选择国君继承人时，始终坚持以血缘关系远近为标准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的原则。时工科给事中李清听说有立潞王的打算，认为：“祸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其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扶楚（王），郑芝龙扶益（王），各扶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王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如果择贤而立，确实有可能出现他所担心的内战局面。礼科给事中沈允培，征询吏科给事中章正宸的意见，章正宸说：“当光庙在青宫时，则以光庙为国本；当光庙与熹、毅二庙绝时，则又以福藩为国本。若谓潞可越福，犹之福可越光庙也，于国本安居？”《爝火录》上册，101~102页。章正宸举出明神宗时东林党人发动的“国本之争”，即主张立神宗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坚持“立嫡以长”的原则，反对立福王之父朱常洵之事；而现在光宗朱常洛这一支已绝，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自然应该由福王朱由崧即位，“人皆服其论”《爝火录》上册，102页。尽管由于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朱由崧昏庸可利用，勾结驻扎在江北的明将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武力护送福王即位，趁机把持朝政，但就当时的形势和习惯而言，福王确实是合适的人选。虽然弘光帝亡国后，曾一度出现应立潞王的舆论，实际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对八两，“（潞）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说：“使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福王、马士英何异？”《爝火录》下册，476页。
议定福王监国。四月二十六日，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张煌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南京守备掌司礼监太监韩赞周等人，咸集于朝，再次议立国君之事。议论结果同上次一样，“以潞王伦次稍疏，福王有在邸不类事，莫之敢决”。于是吏科给事中李沾以死相要挟，力主福王当立，刘孔昭、韩赞周极力支持他，刘孔昭甚至大骂诸臣出言摇惑，“议遂定”。约于次日由南京礼部负责派船迎接福王。福王已被马士英派人护送至仪真，乃由仪真上船，到达浦口，魏国公徐弘基事先在此迎候，陪同福王渡过长江，泊于江南燕子矶。四月三十日，南京明朝官员到船上朝见福王请监国《国榷》，卷101，6081页。，“王时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从行田成诸人，布袍葛履，不胜其困”。一路上颠沛流离之惨状，由此可知。对于生性贪婪的福王来说，能够被拥立为帝，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他由一个四处漂泊的落难藩王，突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但他还是装模作样按照中国古代传说禅让制遗留下来的习惯，假意推托说：“国母尚无消息，只身避难，宫眷未携一人。初意欲避难浙东僻地，迎立决不敢当。”他又当着大臣们的面痛哭不已，以示对崇祯帝去世的悲伤，“群臣行礼皆以手扶，待茶款语，极其宽和”。总之，福王给初次见面的江南官员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五月初一，福王由南京城西南方的三山门上岸，由城外至孝陵，入享殿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徘徊良久，大有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我的姿态。福王从正阳门进南京城，暂时以内守备府为行宫，文武官员陆续前往谒见，登大位已成事实的福王故意躲避不受拜礼，由于官员们再三坚持，也就接受了。次日，南京的众官员商量福王是否立即称帝一事，御史祁彪佳提出：“监国名极正，盖愈推让，益彰王之贤德。且总师讨贼，申复国耻，示海内无因以得位之心。而江北诸大将使共预推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