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44章

娜舜?05名，言辞恳切，皆不听《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51页。
马士英入南京和史可法出外，是弘光政权兴亡的一大转折。正如卢泾材等在合疏恳留史可法中所说：“伏见陛下初临监国，首擢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授东阁大学士，仍管部务，群心踊跃，万姓欢呼，咸颂陛下知人善任，远追尧舜则哲之明；用人求旧，近鉴元老壮猷之绩。既畀之以调元赞化之职，仍责之以诘戎奋武之能，此真圣明大度，神武嘿成之事也。诚以枢臣史可法冰心铁骨，浩气清思，仰望系南北之障，固其练事之所至，亦其积威之所成。”其中固然有些溢美夸张之处，但史可法为官清廉，在江南地区特别是明南京政府中威信很高，确为事实，就像疏中说的那样，“今陛下奠安南服，则情形敏练之熟，无逾可法；鼓锐北征，则庙堂筹划之能，无通可法；诸将之所素服，逆贼之所素畏，亦无逾可法。”卢泾材等反对史可法离开南京出外督师的理由是：“虽淮扬为南都门户，毕竟朝廷是天下本根，若可法在朝，则出师命将，直可取燕云而复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南而全半壁？盖以淮扬虽急，宜别命一督臣，使可法从中调度，则兵饷有着着应手之模；万一可法自行，则虽身任督师，而中枢已更成局，则战守有事事纷更之渐。虽后起必有善图，而前功不无少变，机会一失，则局面尽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号呼，不能不向圣明哀吁者也。”《爝火录》上册，162~163页。卢氏等人挽留史可法，是希望史可法留在朝中辅佐弘光帝完成中兴大业，他们怎知道弘光帝非但无意恢复中原，且连朝政都懒得过问，把国家大事完全交给马士英了。
马士英入阁辅政，首先提出“大计四款”，作为优先处理的头等政务。这四件大事是：“一、圣母流离，可密谕高杰部将卫迎。二、皇考追尊位号，迁梓宫南来。三、皇子未生，即敕慎选淑女。四、诸藩失国，恐有奸宄挟之，不利社稷，宜迎置京师。”《明季南略》，卷1，“五月甲乙纪”。马士英要办的四件大事，第一件是为弘光帝寻找走失的老母；第二件是为弘光帝的父亲，即被李自成农民军处死的福王朱常洵上尊号，想办法将其棺木迁到南方；第三条是借弘光帝无子嗣为由，大选宫女，以满足其淫欲；第四条是把那些失去封地的藩王监视起来，避免被他人拥立为帝的事情发生。四件大事没有一条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要害就是拍弘光帝的马屁，以固其宠。
弘光失德马士英的专权（2）
阮大铖东山再起，马士英出了大力气，历史上常常马阮合称。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安徽休宁人（另说为桐城人）。万历四十四（1616年）年进士，天启初年由行人擢给事中，因丁忧回籍，同乡人左光斗为御史闻名于朝廷，阮大铖遂相结交。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给事中缺出，按选官次序本应由阮大铖补任。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左副都御史杨涟等东林党人认为阮大铖“轻躁不可任”，准备用东林党人魏大中任此职。阮大铖到北京后，改任工科给事中，他因此“与杨左为仇”《石匮书后集》，卷48，279页。，转而投靠宦官，“大铖自是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为死友，造《百官图》，因文焕达诸忠贤。然畏东林攻己，未一月遽请急归”。阮大铖工于心计，等魏忠贤杀害杨涟、左光斗之事结束后，他才回到北京，以示与自己无关。他还考虑到魏忠贤作恶多端不得长久，所以每次去拜谒魏忠贤，出来时用重金贿赂看门人，还给他的名帖。这样魏忠贤被惩治时，就找不到他与之勾结的证据。尽管他机关算尽，崇祯二年（1629年），崇祯帝清算魏忠贤的党羽，定从逆案（依附魏忠贤），阮大铖列名其中，“论赎徙为民，终庄烈帝（崇祯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卷308。明末农民起义发生时，阮大铖正避居南京，认为这是一个复起的好机会。于是他致力于招纳游侠，整天谈兵论剑，“觊从边才召”。当时金坛人周镳、无锡人顾杲、长洲人杨廷枢、贵池人吴应箕、芜湖人沈士柱、宜兴人陈贞慧、余姚人黄宗羲、鄞县人万泰等复社名流，正聚会南京议论国事。阮大铖的活动受到复社士人的怀疑，认为他可能勾结农民军做内应，由周镳等人发起，共140余人签名刊刻了《留都防乱公揭》，要求地方官驱逐阮大铖。阮大铖指使其心腹收买《留都防乱公揭》，“愈收而布愈广，大铖惧，始闭门谢客”《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91~192页。经此事件，阮大铖与东林人士积怨更深了。
六月初六，马士英奏：“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当赦其往罪，即补臣部右侍郎。”又言：“臣至浦口，与诸臣面商定策，大铖从山中致书于臣及操江刘孔昭，戒以力扫邪谋，坚持伦序，臣甚韪之。”马士英还说，阮大铖从逆并无实迹，抄魏忠贤家没有阮大铖名帖可为明证。弘光帝听说阮大铖有定策拥戴之功，立即予以恩准，马士英趁高弘图出外催督漕粮之机，“即自拟旨，赐冠带陛见”《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阮大铖冠带入朝，立即引发了一场风暴。有东林党背景的大臣们认为阮大铖的起用，意味着崇祯帝亲手御定的逆案被全部推翻，阉党重获信用，东林党人再次面临受迫害的境地。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太仆少卿万元吉，府承郭维经，给事中罗万象、陈子龙，御史陈良弼、王孙蕃、米寿图、周延泰、左光先，郎中尹民兴，怀远侯常延龄等人，交章弹劾阮大铖系逆案巨魁，“不可召”，非东林党出身的大学士高弘图则“力言逆案不可翻”，“于是一呼百和，众论沸腾，遂群起而攻之矣”《爝火录》上册，215页。
大学士姜曰广疏言：
前见文武交竞，既惭无术调和；近睹逆案忽翻，又愧不能寝弭。遂弃先帝十七年之定力，反陛下数日前之明诏。臣请以前事言之。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先帝之害政间有，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用阁臣内传矣，用部臣勋臣内传矣，用大将用言官内传矣。而所得阁臣，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逢君朘民奸险刻毒之温体仁、杨嗣昌也，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所得部臣，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陈新甲；所得勋臣，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祯；所得大将，则纨绔支离之王朴、倪宠；所得言官，则贪横无赖之史、陈启新也。凡此皆力排众议，简自中旨，后效可睹。《明史？姜曰广传》，卷274。
姜曰广在奏疏中赞扬崇祯帝坚持逆案为最大善政，而在用人上犯了一连串错误，其中包括信用权奸，“简自中旨”，视为害政，暗示起用阮大铖就是推翻逆案，为宦官专权之先河。
户科给事中罗万象疏言：
辅臣荐用大铖，或以愧世之无知兵者。然而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伏望许其陛见，以成辅臣吐握之意；禁其复用，以杜邪人觊觎之端。《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应天府丞兼御史郭维经疏言：
案定先帝之手，今实录应修，若将此案抹杀不书，则赫赫英灵恐有余恫，非陛下所以待先帝；若书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铖对照，则显显令旨未免少愆，并非辅臣所以爱陛下也。惟念陛下爱祖宗之法，因爱先帝，并爱先帝之丝纶。《爝火录》上册，215页。
兵部侍郎吕大器则把锋芒直接对准马士英，他在奏疏中说：“先帝血肉未寒，爰书凛若日星。而士英悍然不顾，请用大铖，不惟视吏部如刍狗，抑且视陛下为弁髦。”又说：“近年温（体仁）、周（延儒）擅权，老成凋谢，一时庸奸偾事，中原陆沉。皇上中兴，一时云蒸霞起，不意马士英浊乱朝政。夫士英非以贿败问遣，借途知兵，而为凤督哉！乃挟重兵入朝，颜政地。南国从来蔼蔼，一唆拨而殿陛喑哑叱咤，藐至尊为赘旒矣。逆案一书，先帝定为乱贼大防，而士英拉大铖于尊前，径授司马，布立私人。越其杰、杨文骢等，有何劳绩，倏而尚书宫保内阁，倏而金吾世荫也。”《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
这份奏疏已不单是反对起用阮大铖的问题，而是明确指出了马士英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