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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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一大段话之所以照录，是因为这是弘光朝廷收复失地的全部计划，是其实权人物马士英对“天下之全局”权衡利弊的结果。马士英提出四个步骤即“四局并举”的设想：一、“因三桂以款清，使为两虎之斗”，清朝和大顺交战，坐享渔人之利。二、江北明军收复山东、湖广、河南，与吴三桂和左良玉的军队连成一片。三、以驻武昌的左良玉进攻陕西，或至少堵截大顺军的东下。四、重用赵光远、高汝励等在四川的明将，收复四川，经略陕西。尽管马士英宣称有收复失地实现明朝中兴的愿望，但他这个精心策划的方针的基点是放在依靠清军打败大顺军，而后通过谈判使清军退出关内的幻想上，“昔之下策，今之上策也”。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清军从范文程建议入关之日起，不仅抱着取代明朝达到统治中国的既定目标，而且根本没把弘光政权视为谈判对手，“款清灭寇”不过是弘光政权君臣的一厢情愿而已。
弘光政权成立之初，不仅是马士英，几乎所有的大臣都是赞成“款清灭寇”方针的。连史可法也在《请遣北使疏》中，提出同样主张，这与他们不了解吴三桂降清的真相有很大关系。三月下旬，吴三桂重占山海关，“纵兵至永平沙河驿，大掠而东，驻兵关上，移檄远近讨贼，必得太子而后止兵”《流寇志》，卷11，182页。从吴三桂写给多尔衮的求援书信来看，吴三桂本人的确有过联清灭顺的打算。时在北京的明朝官员杨士聪于四月初四听到的消息是：“总兵唐通及吴三桂不服，结营自固，势将西指。”四月二十三日，即山海关之战的第二天，杨士聪在北京听到的消息是：“民间喧传吴三桂与贼遇，贼使人谕降。三桂曰：‘吾父安在？又东宫安在？’李贼出东宫及吴襄于阵前，三桂以计夺之，遂奉之以西。”《甲申核真略》，35页。北京城中的明朝官员听到吴三桂奉太子进京的消息，很受鼓舞。原任御史曹溶自为西城巡视，传诸大臣为崇祯帝发丧，设祭位于城隍庙。五月初一下午，杨士聪又听说吴三桂与清军头目力争，“不令其众入城，止头目同吴三桂护东宫以入，阖城军民大喜”《甲申核真略》，29~37页。
因为吴三桂是在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降清的，而清军为了减少前进的阻力，有意隐瞒了吴三桂投降的真相，使弘光政权完全蒙在鼓里。加上江南明朝官员信息失灵，得到的都是吴三桂大胜李自成的报告。如五月初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塘报说：“吴总兵即将士民挑选二十万，于四月十三日离城十里红花店扎营。闯贼亲率兵马，出北京往山海关，内带总兵吴襄随营。十九日，闯贼兵马到山海关，至城十里，亦在红花店安营。总兵吴三桂出城诱计，闯贼假服，令伏兵于城外十里红花店，大战闯贼，吴三桂得胜，闯贼大败，随将吴襄枭斩。吴三桂率领人马追赶闯贼，至深河驲五十里两下收兵。吴总兵又诈竖抚旗，上书顺民字号，在彼诱贼，一日，又设伏兵埋伏，将闯贼大营攻破，砍贼数万，追赶闯贼至囗宁县，大约四十余里。吴三桂官兵得其辎重不计其数，骡马二万余口，闯贼大败，仍回北京。闯贼将北京城外各关厢放火焚烧，将城外军民人等俱收进城。总兵吴三桂分兵三路行，追贼至通州高碑店扎营。世珩因兵马荒荒，南往之急，其后事未详，不敢乱言。”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28页。张世珩自以为他报告的情况详细可靠，特地表白了不敢乱说，言外之意句句是真，但恰恰缺少吴三桂降清和清军已进入北京城的重要情报。又如五月十六日的一份塘报，从大顺军逃回的兽医张魁明报称：“闯贼于三月十八日攻开北京，贼进北门。至四月十六日出京，往边外招抚吴三桂。至二十日，两兵相遇，闯贼被吴兵杀败。次日又战，大败，闯撤兵入京。至二十七日午时进城，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鞑子来的势恶。闯贼二十八日上殿，叫人满城收拾金银骡驮。二十九日黎明出京，行至芦沟桥，我兵赶上，大杀一阵，杀死贼兵无算，将金银妇女尽行夺回。至初一日赶至保定，又打一仗，将贼杀死一半，贼昼夜逃走，我兵追赶。初三日赶至定州北十里铺清水河，又打一仗，贼益披靡，杀三分之二。初五日赶至真定府，又打一仗，闯贼胁下中箭，抬至固关而死，余贼四散奔溃，自保定迤南至开州，沿途皆贼，弃盔甲满地。鞑子向固关追剿，吴三桂自居庸关抄出截杀，未知后来端的。”《爝火录》上册，188~189页。后一份塘报比前一份更清楚，其中两处提到了“鞑子”即清兵参加了与大顺军的战斗，但仍是突出强调吴三桂的作用。
弘光失德“款清灭寇”之败（2）
北中国已经易主，吴三桂成了清朝的平西王。由于不了解吴三桂已经降清，弘光政权的官员们把吴三桂视为明朝的救星，纷纷上疏赞扬吴三桂是讨贼英雄。刑部侍郎贺世寿、太仆少卿万元吉等都盛称吴三桂为国家干城、当世俊杰，连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也是如此。他在疏中说：
臣在淮扬安顿兵马，目击人情之乖忤，心忧时事之艰危。忽闻北地报捷，络绎而至。或云：辽帅吴三桂杀贼数万，贼闯西奔。或云：唐通内应，闯已授首。据抚臣黄家瑞送臣一报，谓有武弁子刘崇岫，于四月二十七日自京中来，亲见吴帅入城，驱剿伪逆，已经发牌南来，而旧辅谢升于德州集兵数万，声势大振。又青州诸绅遣臣一札，内云：“四月二十四日，吴镇大败贼兵于一片石，贼踉跄入都，尽掠资财，于四月二十九日西遁迄。青州士绅军民杀其伪将军、伪道、伪府，其余相继杀伪官者十处。诸君子速立新天子，号召义勇，补天浴日之功，正在此时。”臣读未竟，不觉举手加额，为宗社生民庆也。此时，黄河之北便同异域，我皇上进膺大宝，正位旧都，在山东北直之人，尚未通晓，万一人心涣散，固尽弃前功；即或割据分争，又渐生后患。伏乞皇上即谕该部院，选廷臣之有才望者，赍监国、即位二诏及赐吴三桂、谢升二敕，直抵山东北直一带，晓谕通知，庶人心有归，扫三秦之余孽，在指顾间矣。《请颁诏敕定北方人心疏》，见《史可法集》，卷1，22~23页。
人们谈论史可法与马士英的矛盾与斗争很多，然而从这一奏疏中可以确信，“款清灭寇”不仅是马士英个人的独特发明，而且是弘光朝廷举国一致的中兴战略。
“吴三桂借夷破贼”语出陈洪范：《北使纪略》，见《崇祯长编》，117页，上海书店。之说，虽不存在，却被奉若神明。在马士英的提议下，弘光帝以吴三桂“倡议讨贼，雪耻除凶，功在社稷”，进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子孙世袭，赐坐蟒滚龙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户部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派沈廷扬负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