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政海沉浮录》第18章

这三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思想，也没有多大的经世本领。奕訢看重他们，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均是耆硕旧勋，很有影响，起用他们能够达到收揽人心的目的。当时名士李慈铭就赞扬此举说：“此三人者，皆人望也，新政以此举最为可观，雍容表率，众正盈朝，中兴之业在斯矣。”　
此外，奕訢还进一步请旨要求各省各军荐举贤才、真才，要求内外臣工力荐擅长屠杀起义人民、愿意为清廷效命疆场的将才，且对荐举有功之臣实行表彰和奖赏。他对清朝吏治废弛、官场阿谀逢迎的现象非常痛心，于是又要求各地选拔人才时，要破除积习，不论身份，唯才是举。同治元年十二月，再次谕令各省选举“孝廉方正”，不论“绅士布衣”，有真才实学，即应予以荐举。奕訢深知，人才是政权实力的核心，于是打破积习，不拘一格，广招人才。同治初年，他多次举行这类恩拔、特科，以期增强政权的实力。　
在奕訢的倡导下，各地要员纷纷荐举人才，如曾国藩和胡林翼保举罗泽南、李续宜、李续宾、刘长佑；骆秉璋推荐左宗棠、田兴恕；劳崇光保举张国樑等等。　
通过任用亲贵，平反冤狱，选拔人才，奕訢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朝野内外的声望和地位，而且空前增强了大清王朝的凝聚力，为同治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部分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1）
政变成功之后，摆在奕訢和清廷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迅速消灭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稳定政变后的政局，从而加强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1860年11月，江西、湖北一带起义军纷纷参加太平军，起义部队又得壮大。1861年春，陈玉成率军从安徽进入湖北，三月攻克黄州，逼近武汉，湖北巡抚胡林翼急得吐血。1861年10月间，李秀成、李世贤军队由江西入浙江，连连攻克金华、处州（今丽水）、临安、余杭等城，苏南和浙江告急。已为议政王和军机首座的奕訢，屡屡收到战危奏报，每一份奏报无不令他揪心。他发誓，爱新觉罗的天下决不能让这一群乌合之众给击垮，要让她在我的手中重新焕发出生机。　
然而，昔日的八旗劲旅，早已失去了先辈们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雄风。60万人众的绿营军武备废弛、纪律涣散、闻战色变。整个清军主力无论八旗还是绿营均已不堪大用、形同虚设。文武将领以避贼为战略，士卒以逃死为方策，根本无法抵挡呈排山倒海之势的太平军。这支气贯如虹的农民大军，已经把清朝统治推向岌岌可危的境地。与此相反，一些汉族地主士绅，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自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逐渐受到瞩目。其中曾国藩创建的湘军独树一帜，于屡次征战中异军突起，渐成劲旅。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该军一举攻克太平军重要据点武昌，曾国藩自此名声大噪。　
咸丰帝时，湘军全军将士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却一直不能得到重用，而且经常受到满族亲贵的猜忌。曾国藩是一直顶个侍郎的职衔，其手下大将虽被保至二品、三品，名为副将、参将、总兵，却是有名无实。对此，曾国藩甚为不满，曾一度奏请咸丰帝给予督抚实职和察吏筹饷之权，然而却落得被开除兵部侍郎的职位，在籍守制。后曾国藩虽被授予两江总督之职，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但如时人所评，那是江浙危急关乎国命、满族亲贵所率嫡系部队气数已尽的情况下，咸丰帝不得已而接受了肃顺的推荐作出的权宜之计。曾国藩果然不负众望，于1861年9月，攻克太平军重要门户安庆，因此威望大增。咸丰死后，肃顺当政时，尤为推重湖南地主武装，视曾国藩湘军为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主要依赖力量，曾国藩及其他汉臣逐渐受到重视。但就在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浴血奋战之时，肃顺也同时设江南、江北大营作为牵制，与湘军分功。　
奕訢环顾朝廷内外，认定为了挽救国内危急形势，只有继续重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臣。于是政变十八天后，奕訢即奏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授以前敌指挥大权。同时还授予他督察官吏、保荐人才之权。可谓开清朝历代倚重汉臣之先例。　
在授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后的次月（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传来杭州失守、巡抚王有龄自杀，太平军向上海进攻的消息，朝廷大臣顿时乱了方寸。养心殿东暖阁里，慈禧手拿一封六百里加急军报，要求立即召见军机大臣。奕訢见慈禧惊惶失措的样子，忙安慰说：　
“太后勿忧，奴才们正在谋划，定能力挽危局。”　
“王爷请快快讲来，有何良策？”慈禧躬身向前，甚为着急。　
“回太后，朝廷自剿杀洪匪以来，调遣数支八旗、绿营军，但成效不大，呈败退之势。咸丰三年，谕令各地举办团练，汉臣曾国藩督练有方，所率湘勇军制严谨、凶猛剽悍，屡立战功。此番江南剿匪失利，责任主要不在曾国藩，而在我大清官员不能与之精诚合作，筹备粮饷，致使进攻士兵不能互相策应，贻误战机。”奕訢详细分析当前军情战况。　
杭州失守，确实为王有龄拒绝筹饷在前，曾国藩怀恨在心、按兵不动在后。清政府授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以来，曾国藩立即从1861年12月起，对辖区进行整顿。但浙江巡抚王有龄屡屡挖湘军的墙角，不予配合，曾国藩因此对王有龄很是不满。曾上奏弹劾王有龄，并趁势为左宗棠制造舆论，其后清政府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杭州危急之时，清政府曾令曾国藩催促左宗棠迅速赴浙，同时王有龄本人也向曾国藩发出求救咨文。但曾国藩一怕发兵过早，左宗棠救不下杭州遭责；又恐救下杭州是为他人作嫁，左宗棠反而无法安置。于是按兵不动，坐视杭州被攻破，王有龄自杀。曾国藩于是立即命左宗棠率湘军六千余人兵分两路迅速入浙，连下数镇，浙江逐渐纳入湘军势力范围。同时曾国藩又密折力保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奕訢对杭州战情的分析显然有为曾国藩开脱并倚重曾氏之意。
第十二章　重用汉臣，剿灭太平天国起义（2）
但经验尚不丰富的西太后还想不出奕訢到底在作何打算，甚为疑惑不解。　
“那王爷的意思是？……”慈禧问道。　
“奴才以为要扭转江南剿匪局面，当务之急是彻底撤换昏聩平庸的浙、苏、赣、皖四省督抚大员，分别以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彭玉麟代之，方可与湘军将帅士兵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剿匪大任。”奕訢提出了这个大胆的计划。“满汉分畛”一直是满清入主中原后实施的策略，奕訢知道起用汉族官僚必然会受到阻挠，他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果然，慈禧听后十分吃惊，一方面惊讶这四人没有一个是满族血统，另一方面惊讶这些人的来历，自己以前从未听说过他们的名字。的确，这四人除了沈葆桢外，其他均为无名小卒，尤其是左宗棠和彭玉麟，原为布衣庶民，怎可一跃而为二品巡抚？如此诏告天下，必然引起天下哗动，笑我大清无人！　
文祥见太后半晌无语，于是像个管户籍的保长，将这四人的情况一一详细道来。大意如下：　
这四人系汉人，多为湘军将领。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随曾国藩学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年）回家乡办团练，因功授道员，赏戴花翎。咸丰八年（1858年）入曾国藩幕府，帮助办理军务。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原为乡村塾师，太平天国起义后，一度在家乡办团练。曾国藩起兵后，倾全力支持曾国藩筹建湘军，并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以多方资助。　
彭玉麟，祖籍湖南衡阳，生于安徽安庆。幼年习武，道光十二年（1832年）随父回籍，后在湖南办团练，咸丰三年帮助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任湘军水师提督。　
沈葆桢，福建侯官人，封疆大吏林则徐的女婿。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授以编修，升监察御史。咸丰五年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六年署广信知府。八年因保全广信，名闻天下，被擢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十年，授吉赣南道道台，沈葆桢以父母年老需要奉养而婉辞。　
众人一听即知，奕訢所要委以清剿太平军重任的均是汉人，且都是曾国藩的嫡系。当即心生两重疑虑：一是担心汉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