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高华文选》高华文选-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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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先生做的第二件事是发动西安兵谏。20世纪20年代后的张学良，可称之为“青年凯末尔（现代土耳其建国之父）主义者”。他统掌数十万军队，是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张相信军队可成为落后国家推动现代化的重心，而某些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可担负起救国保民的重任。他相信自己就是这样的新式军人，更将复兴民族与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凯末尔”蒋介石的身上。然而张学良所敬重的蒋介石却告诉他：“攘外必先安内”。正是蒋一声令下，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在“九·一八”后不战自退，致使东三省沦于日帝的铁蹄之下。
张学良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蒙受了“不抵抗将军”的羞辱。1933年，张学良远走意、德诸国。和蒋介石一样，张学良也对意、德的“国家振兴”萌生了兴趣，试图从欧洲带回强国兴邦之道。但是，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根本无法横向移植意、德经验。这时，张学良又被蒋介石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他茫然，愤然，这位爱国者，已不能接受“兄弟阋于墙”的现实。
张学良的苦闷与彷徨被另一群中国人最先捕捉到。1935年后，红色力量已转移到中国的西北角，中共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团结御侮，派出了周恩来、李克农、刘鼎等，积极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一时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激励民气、凝聚人心的时代最强音。
1990年，张学良先生打破50年的沉默，向日本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情形，他说：“那时，共产党实在是善于抓住人心。当时中国充满抗日的气氛，但是国民政府却不想立刻抗日。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利用这一点，抓住了人们的心理。我认为共产党抓民心，做得实在漂亮。”（日本广播协会（NHK）采写，周季华、蒋立峰译：《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
当年在张学良身边还有另一批人，这是一些在中共党内斗争中被“淘汰”出去的前共产党员。这批人虽然离开了共产党组织，但是共产主义理想和救国激情并没有消退，他们的领袖人物就是中共早期的著名活动家罗章龙先生。罗的一位朋友、也曾是共产党员的黎天才成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张杨八项通电”就是出自黎天才之手。
张杨兵谏“成了推动时局转变的枢纽”，为国共合作共御外侮打开了信道，全民抗战的新局面从此形成，中共也从西北一隅走向华北，走向华中，走向中原，走向全国。历经劫难的中华民族，在神圣的抗战中，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获得民族复兴的生机。
而张学良作为一位军事政治家的生涯，却被过早地斫断了。事变前仅次于中央军的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子弟兵和当时全国飞机数量最多的东北航空队，在事变后消散于无形。张学良曾寄予厚望的苏联人，在事变后并不欣赏他的行动。苏联人说：“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而当张学良抱“赴死之心”亲送蒋介石飞返南京后，等待他的却是长达54年的漫漫幽禁岁月。
中国共产党由衷地感激张学良先生。1936年12月25日，周恩来赶往西安机场，试图劝阻张学良，望着飞往南京的飞机，周恩来惆怅、惋惜不已；在40年代国共谈判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出释放张、杨的要求。
八十年代初，沈阳恢复和修葺了张作霖的墓地和故居。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也在1993年重新挂牌复校。
1991年，张学良当年东北军的袍泽、中共元老吕正操将军专程赴美，看望张学良先生。东北的官员多次邀请他重返白山黑水，看一看家乡。
五十年代后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未能重返故园。1992年，张学良手书“谒郑成功祠”诗一首赠吕正操，藉以述怀：“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首诗集中表达了张学良对国家、民族、同胞的大爱。其晚年书写的一幅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也可见他的精神世界和人格操守。
张学良已将他自1936年始的全部私人资料捐赠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指定2002年才能开放。或许人们可以期待，明年开放的那些卷宗能发现“另一个”张学良。
“禁书”过关诉讼始末
李宗陶
零点已过，首都机场依然灯火通明。律师朱元涛乘坐的港龙航班已由香港抵达北京，他取完行李箱，准备出机场。这时，一位40来岁的机场海关女关员请他停步。她先用仪器扫了一遍行李箱，随后，决定开箱检查。打开箱子，一本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书）赫然放在最上面。没有任何提问，也没有翻阅，女关员简短地宣布：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这本书是朱元涛花175港币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刚看了三分之一。他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问道：“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请问海关按什么规定没收？”
女关员忙着检查别的旅客，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总得给我出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
“有意见的话，明后天来找。” 女关员不愿意出手续。
“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女关员于是拿出了“海关代保管物品、扣留凭单”，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红》书名称、数量等栏目，又注明“待审”二字。
这是2002年8月5日凌晨。一个“没收”的简单动作引发了一场历时一年的行政诉讼。
“我要打官司”
10月9日，朱元涛在趋车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在他多次与机场海关联系、要求发还《红》书之后，海关去电请他面谈。“时间不算，我得交过路费，还有油钱，”那是一种平民都有过的无奈的体验。朱元涛告诉记者，然而，一种“胸闷”的感觉让他决定：继续。
受理科，一位审读此书的海关人员告诉他，发还此书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他接受没收《红》书的事实，不必启动更多的行政执法程序。
朱元涛不同意，要求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文书。海关人员于是出具了《行政处罚告知单》，内容包括：因“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拟依法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等。海关人员还告诉他，这个决定是和北京海关商量过的。
朱元涛则递交了一个给机场海关的书面“意见”。他说：“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贵关的审读结论，有几点想法供贵关考虑：
1、《红》书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据介绍，作者高华是以这一学术成果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评为教授的；
2、《红》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而非其他对我国我党存有偏见的出版单位；
3、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
4、《红》书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整风，这一段党史详情，既为我们所关心，又为我们所不知；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试图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学习党史并不为过。
5、对《红》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词句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第二天，朱元涛又书面向机场海关邮送了《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他说，走私是一种具有主观故意的违法行为，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经过设立海关的地点，以藏匿、伪装、瞒报、伪报或者其他手法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进出境的物品、国家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是走私行为”。而他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任何“藏匿、伪装、瞒报、伪报”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