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第52章

作家大使王任叔被窃照后的悲惨人生（6）
然而，王任叔由于小节不慎，却在那些年被康生等人看成是大逆不道；王的一篇小论，又被康生定为“人性论”的反动文章。结论一下，没有异议。于是王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被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批斗对象，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孰不知，康生一向不尊重人才，藐视文人，而且还有无情打击有志之士的怪癖。可以这么说，在康生的淫威下，死于一文者，死于一论者，何止王任叔一人。更为令人恐怖的是，康生在整人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可以独断专行的、一竿子插到底、立马兑现、别人难以干涉的整人手段。
当康生发现有什么一文之错、一句不慎，或错画一笔画的时候，他就随意地大笔一挥，就将作者变成政治敌人，不是罢官，就是下放劳改，不容作者有任何争辩。
文人王任叔被下放，实际上是被塞在无法曝光的角落里，任其自消自灭。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为了治国，都曾大力推崇和爱护知识分子，而且还出现过以知识、以道为先的时代。孔子的《论语》中也有论述，他指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无视知识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与党的伟大事业和重大胜利相比，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一个历史大倒退。
一个外交官出门在外，特别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任何酸甜苦辣都会碰上。
这些为国为民出使国外的群体，都做好了承受一切的思想准备，而且把个人的安危早已置之度外。像王任叔这样被人家算计的事情，何止是一起两起。
王任叔的遭遇，是一件由于举止不当、被坏人窃照造成的悲剧。然而在我们外交队伍里，有一位大使（下称外交官）十分注意自己的仪表和举止，却也被人偷偷拍了照。其实，被窃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该外交官尚不知在被窃照的时候，有一位东方舞女郎站在他的背后。
该外交官被窃照的第二天，在伊朗的大报纸上刊登了这张照片，并附有奇文说，中国外交官在欣赏肚皮舞（即东方舞）。
该照片上是，我外交官坐在一家餐厅的餐桌上用餐，背后有一位穿着单薄的东方舞演员，在作扭摆屁股的舞姿。而在这篇介绍照片的奇文中，作者则大肆渲染写道，中国外交官在享受这种用餐的乐趣。
这一奇文和照片明明是有意对我外交官进行丑化和诽谤，用心很坏。
这位外交官当时很紧张，他回国后，立即向有关部门作了解释，他说：他回国途经伊朗，住在希尔顿旅馆。这天，他到餐厅去吃饭，正巧碰上在餐厅有东方舞表演，他也没在意。当他发现东方舞演员跳到他背后时，他感到很尴尬、很紧张。多年来，他在国外从没经历过这类事情，不知应如何应付，是躲、还是藏，当时自己已六神无主了。其实，事到临头，任何防范，都已无济于事，任何抗拒，也显得太粗暴、太无礼。就这样，他被一个东方记者拍了照。
我很同情这位外交官的窝囊遭遇。关于东方舞，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愿多写上几句。
东方舞俗称肚皮舞。这是伊斯兰教国家比较普遍的民间舞蹈。当然也有专业性的、比较高档的东方舞，舞姿难度大些，但基本动作都差不多。
通常的东方舞是，舞蹈女演员身穿薄薄的民族服装，露着一段肚皮，跳起舞来，按着民族音乐，主要是手鼓的节奏，全身大摆动，时而动腰，时而动背，时而抖腿，舞动起来，如同山脉起伏，又同波浪翻滚，既绚丽多彩、婀娜多姿，又有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都不断地流露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特色。
应该说，在许多国家中，东方舞被看成是代表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艺术。因此，这些国家有些生活比较富裕的人，每逢节假、喜庆的日子、以及嫁娶等美好的日子，都要专门请高水平的演员来跳东方舞助兴。特别是在婚礼上的东方舞，更是光彩夺目。当东方舞跳得起劲的时候，宾客也都会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便自动走下舞池，跟着手鼓音乐节奏，翩翩起舞。
有的国家在大饭店的餐厅里和豪华的旅游船上，都安排有东方舞的表演节目，而且还有人为了赚钱，专为宾客和东方舞演员在表演时拍合影照片。
还有的国家在国宾下榻的宾馆也安排一场东方舞，以示对贵宾的友好和欢迎。如果来宾对这种欢迎方式表示满意，主人会很高兴，否则主人会很难为情。
因此，外交官和东方舞演员被拍照一事，本应该说是件十分清楚的平常事，被坏人歪曲也不必大惊小怪。
外交部几位副部长都对外交官被窃照这件事，不以为然，都没重视，大家传阅后，谁也没有兴趣去查问，既没上报，也不下达。
但是，此事毕竟在国外被登了报，还被人横加歪曲了一番。因而，在外交部为这位外交官担心的人，也不在少数，担心再出现一个王任叔式的悲剧。
事情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谁也没听说有人再来纠缠此事。有可能这件事理解的人比较多，同情的人比较多，就是有人说三道四，在外交部也没有市场。更重要的是，此事没被康生发现，没被坏人利用。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风云特使王炳南蒙特嫌之冤妻亡子散（1）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外交人员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围攻、封锁、诱惑以及策反的压力下，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在国际上不仅处处坐冷板凳，而且还要被人家骂得头破血流。
其实，对这种来自外部的谩骂和冲击，我们并不在乎，也不感到意外。
我们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大不了憋足了劲，埋头苦干，竭力开展活动，设法变被动为主动，以改变我们的不利局面。
然而，使我们在乎的、又深感意外是，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来自内部的康生、谢富治极左势力的冲击。
这种极左的冲击对我外交工作的干扰是极大的、也是极为残酷的，而且还是无法抗拒、无法抵御的。
这种极左冲击，不管它是如何不可思议，不管它是如何蛮不讲理，我们只能逆来顺受。致使不少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蒙受不白之冤。
这些外交界中的有志之士，有的已经作古，有的仍然还活在人间。不管他们是死是活，我们尚在的知情人，都应该千方百计地帮着还他们一个公道，还他们一个清白，让这段不公正的历史，正本清源，让受极左陷害的人，得以昭雪，让九泉下的冤魂，得以告慰。
在本文中，仅介绍“文革”前夕，在外交队伍里出现的两起有“里通外国”之嫌的冤案。
一起是，有口难辩的新闻官；
一起是，甩不掉特嫌帽子的王炳南。
有口难辩的新闻官一事，是主管外交部新闻司的部长助理龚澎生前对我讲的：
一个假日的中午，我们一位新闻官错过了食堂的吃饭时间，便信步走出外交部，想找个饭馆吃饭。他走出外交部街西口，往南除了大华电影院北侧有个卖早点、豆浆的小铺外，在路东就没有个吃饭的地方。他只好走过马路，到对面的“青海餐厅”去，吃顿可口的饭菜，也算是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新闻官走进餐厅，刚刚坐下，头也没抬，正准备点菜，突然一位苏联记者走过来，很有礼貌地向新闻官打招呼，并用俄语对新闻官说：“你好！同志，非常高兴在这里和你相遇。”新闻官起身和该记者握手致意，并表示也很高兴和俄罗斯朋友相遇。该苏联记者接着说：“你看，我们来了四位记者在这用餐。”新闻官随着该记者所指，抬头一看，还有三位苏联记者坐在里面餐桌上，一看便知，那三位也都是在工作中相识的老记者。
就在那一刹那，里面的三个苏联记者立即一同举起了三只手，向新闻官打招呼，如同久逢老友，表现得极为热情、极为友好。
新闻官也只好举手点头以礼相待。这时，站在新闻官旁边的这位苏联记者说：“都是相识的朋友，久未相遇，何不坐在一起共进午餐，大家喝上一杯，聊聊天，岂不是一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