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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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北京所有的西方人都立即躲到了使馆区。直到6月27日，巴克斯才瞅准了荣禄休战的时机，偷偷溜过中国人的封锁线，到英国人的聚居区开始避难。在使馆被围期间，巴克斯不是说自己摔伤了膝盖，就是说扭伤了脚脖子，从而使自己干活的负担减少到了最小。“我怀疑他对别人是否会有什么帮助，”他的一位亲戚说，“因为我听说：他曾经设法朝自己的军士长开枪。”他的同龄人翟兰思则说：“我偶尔见到巴克斯。围攻初期，他就有些肌肉扭伤，从那时到现在就一直卧床不起。如今他刚刚能够爬得动。他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打发时光。每天，他会把古德里奇1的那本《袖珍汉英词典》读上一遍，从封面开始。”
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有活可干，哪怕只是用肃亲王的绫罗绸缎编制沙包。一个早晨就可以编一千个这样的沙包，女人们缝纫，那些中国基督徒（他们如今被雇来充作苦力）就装满这些袋子并运走。7月初的那几天，就是这样缓慢地过去了，虽然偶尔有小规模冲突的声音从肃王府花园那边传过来。7月6日整个一天都很安静，几个人在法院街上悠闲地漫步，这条街沿着俄、英两国使馆的西侧，从蒙古市场一直通到銮驾库花园，还有几个人在草地上野餐。要说这是一场正在进行之中的围攻，恐怕没多少人会相信。
有人在使馆区旁边一家废弃的铸造厂里翻箱倒柜，发现了1860年联军远征队遗留下来的一门老古董野战炮，炮管已经生了锈，一番彻底清理之后，竟然还能用，可以发射俄国人带来的那些装药9磅的炮弹（他们忘了带大炮）。早先，在围攻开始之前的一次恐慌中，他们把这些弹药扔到了一口枯井里，为的是避免中国人得到它们，如今不得不再把它们吊上来。从这门被授予“贝特西”称号的老式大炮里发射的第一发炮弹瞄向了紫禁城，越过玫瑰色的宫墙直指皇宫的方向。据荣禄说，皇宫被使馆区发射的这样的炮火击中过好多次。
如今这些被围困的人有的是时间，可以自由猜测西摩尔司令到底出了什么事，以及正在猛攻天津的联军主力部队进展如何。一位正从旁边路过的中国苦力（被使馆卫队所“俘获”的），给出了他们急于知道的答案。根据许立德的叙述，这个苦力所知道的似乎还真不少：“由于外国军队的到来，天津已经陷入了无序的混乱状态……大沽已经失守，100艘（外国）军舰到了那儿。昨天，拳民和士兵们在（北京的）大街上为赃物而频繁地大打出手……荣禄的军队开始抓人之后，抢掠才停止了。董福祥仍在城内；管事的是荣禄和端郡王。庆亲王和此事没什么干系。义和团总部就设在端郡王的宫邸。”这个苦力如此消息灵通，以至于使馆里的人都认定他是个密探。他真是够走运的了，没有被认为是个拳民。
7月13日的黎明时分，两声巨大的爆炸终于打断了人们的百无聊赖。在使馆区边界的法国使馆一侧，一阵严肃认真的战斗打响了。在前一周里，法国水兵在使馆附近那些空房子的掩护下，打死了100多名路过的中国人，使得使馆区附近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了400。中国人为了进行还击，在法国人的防御工事下面挖了地道，再装上了两桶黑色炸药，炸死了两名士兵，另有许多人受重伤。
生活很快又恢复了百无聊赖。天气更热了，腐尸的气味第一次超过了污水沟的气味。巨大的乌鸦啄食排水沟里腐烂的动物尸体。那些为了节约子弹而用刺刀捅死中国俘虏的士兵们，倒是浪费了不少子弹来打乌鸦，以此作为一项娱乐，并把打死的鸟送给中国基督徒吃。
莫理循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别人将他描述为“使馆内见闻最广的人……对事情有着冷静的判断，面对危险泰然自若，对帮助他人有着持久的责任感。”　波莉·史密斯认为“在我们的临时食堂里，他是个最有魅力的人——就像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英雄一样，下流、快乐、健康。”
7月16日，莫理循和本·斯特劳兹上校（窦纳乐爵士的使馆卫队副指挥官），从肃王府执行完一次巡视后，正返回的时候，两个人都受了伤，莫理循只不过是皮毛伤，而斯特劳兹的伤却是致命的。上校已经被铁帽子们视为继英国人攻击中国士兵和官员之后的一个主要行动者，所以不得不把他除掉。
莫理循被打中了屁股——或者，按照他自己更乐意接受的说法：“右腿”上比较肉感的部位。这一有失庄重的伤口，位于“右腿”的后面，不过位置实在也太靠上了，要想置之不理也颇不容易，而且也不太适合单拐或手杖，这使得他在围攻期间余下的日子里成了一个残废。他不得不趴着身子打发时光，事实证明，这对于他为《泰晤士报》撰写关于围攻事件的冗长报道来说，还真是蛮不错的姿势。辛博森一直认为这位著名记者是个神头鬼脸的家伙，他猜想莫理循的康复期或许被他用来撰写两个不同版本的围攻故事。一个版本为讨好读者而故作英勇崇高，将发表在《泰晤士报》上；第二个版本则多少更接近于事实，不过这个版本将被严格保密。不管辛博森有什么样的过失，这个年轻人倒还真有点看穿伪饰的本事，莫理循的时间的确被用来轮流做两件事：编撰关于围攻的歪曲造假的新闻报道；另外就是书写版本完全不同的私人日记。
从6月25日至7月16日，在这一段异常平静的时间里，法国使馆的地下爆破和斯特劳兹上校的被执行死刑不过是两桩孤立事件，而且那天之后（再一次感谢荣禄），一次将持续十多天的休战期又开始了。对于一场被描绘为残酷的围攻来说，这实在算不上糟糕。在这次停火期间，一位年长的中国信使带来了两封官文。一封是美国国务院用密码写给康格的，是官僚政治的胡话杰作，只有一句话：“与信使联络。”另一封，是“庆亲王暨同仁”写给窦纳乐爵士的，承诺中国政府将“竭尽全力维持秩序并给予保护。”庆亲王暗示：如果外国人停止射击中国人，情况可能会更平静一些。检讨一下过去，亲王的说法明显是事实，不过使馆方面因为坎普尔屠杀的幻想而处于不断加剧的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他们对事实有自己的定义。这两种观点相距何止霄壤，以至于两者之间的视差绝无可能被克服。那些在一方看来是真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总是假的。康格在回复中轻蔑地说：从一开始，“外国军队所采取的行动就纯然是出于自卫，并将继续这样做。”
一批蔬菜、新鲜水果和西瓜作为表示友好的礼品被送到了使馆区，两个中国士兵递呈了荣禄的名片和一封信，信上说他此刻正在努力停止所有交火。果然，到了下午六点，它完全停止了。由于未能取得使馆方面对正式停火的同意，中国人只不过是停止了还击。
接着，康格得到请求，让他致电华盛顿。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可能愿意进行和平斡旋。然而，康格字斟句酌的电文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一个月以来，我们一直被围困在英国使馆，处在中国军队持续不断的枪炮轰击之下。只有迅速救援才能阻止全面屠杀。”
利用这次停火，他们也正好可以出去伸伸胳臂踢踢腿，会说汉语的西方人就溜达到了防御工事的附近，和中国士兵聊天，递香烟，套近乎。这些人当中就有辛博森，眼前的情形使他想到：双方都是在凭着谎言和假想而行动：
四下闲逛，有些敌人很乐意参与交谈。……陕西兵和董福祥的人……对于为什么攻打我们只有很少的了解。他们说，自己被派到这里来，是要防止我们闯入皇宫、杀死他们的皇上。……有人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一切都是义和团带来的。然而他们对此的回答是：义和团已经结束了，被赶走了，没人再相信他们了；他们也没有人留在北京，而且，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士兵也给打发走呢，他们已经杀死了那么多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