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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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有田而弃逃之家,为什么不在走时把田地卖掉,却宁愿抛荒呢?”
当地人回答说:
“正是因为有了田地,才为差役所苦,现在这些坐赔者正苦于弃之而不得。何况受此抛荒之田,则这些田地的赋役也随之而来,哪能受得了?!正由于此,才会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弄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更有意思的是下面的这些对话。吴应箕觉得这种情况地方官员应该设法解决,并又问道:
“难道没有人把这种情况禀告县官吗?”
当地人则回答说:
“此县县令多属贡举出身,日暮途穷,难有晋升的机会,因此多以贪得为念。而且衙门弊多,这些官员也自知无力去其积弊,因此日操鞭扑,设法扳坐,只求粮完,哪有工夫去顾及人户之逃、田亩之荒呢?甚而至于有告理者反遭毒打,所以百姓虽怨声载道,但都不敢出声。”
吴应箕这位书生竟又天真地问这些当地人:此处为通衢,经常有布道巡抚之类的高级官员经过,难道他们就没有问起过这些情况吗?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吴应箕尚觉得甚为遗憾。
吴应箕真是书生之见。当时的朝廷上下,又有谁不知底层的这种真实情形。就连崇祯皇帝本人也清清楚楚。他在即位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加派之征,势非得已,近来有司复敲骨吸髓以实其橐!”
其实,地方官员这种利用加派中饱私囊的事,固然应该指责,但口口声声爱民恤民的崇祯帝自己,不也是明知底层之苦,而照样屡屡加派,同时却又惜财如命,不肯轻出其内帑吗?其手下臣僚们,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当然,这并不是为那些百官开脱罪责,事实上,明末的文官阶层确实也应为明末的剧变承担责任的。
第六章 罪己诏颓靡的士风(1)
之所以讲明末的文官阶层要对明朝的灭亡负责,是因为他们作为当时实际统治全国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有效地应对明末的局面,扭转其崩溃之势,反而起了反作用,加快了明朝的灭亡。
大明帝国,虽说由皇帝一人独统,但实际上,即使是能力最强的皇帝,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样样过问。真正统治大明帝国的,还是那一班文官。因此,作为帝国实际统治者的文官集团,其能力、效率、责任心等方面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帝国统治的局面。
遗憾的是,明末文官集团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
自张居正之后,文官集团已无法与皇帝进行有效合作(这当然也有皇帝方面的原因),双方关系屡屡发生危机,直接影响到了朝廷的统治能力。同时,其自身内部也无法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反而陷入长期分裂,门户森然,党争不断,争权夺利,到天启年间竟发展到互相残杀、血肉横飞的惨痛地步。崇祯帝即位后,诛杀魏忠贤等权阉,清洗阉党,虽大快人心,但本质上也是文官内部斗争的另一形式。经过几十年的激烈斗争,文官集团已是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崇祯帝清除了所谓阉党之后,文官集团原已形成的这种风气仍未有丝毫改变,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内部斗争并没有停止,仍是相当激烈。朝廷的高级官员,能超然于外而洁身自好的,可以说是寥若晨星。
依崇祯帝的本意,是要严禁植党,根除党争的,但奇怪的是,党禁越严,党争却反而越演越烈。
本来,崇祯帝在清洗阉党之后,曾任命了以韩鑛为首的东林内阁。但至崇祯三年(1630)春,韩鑛被罢,李标、成命基等也先后被罢归,钱龙锡竟被逮问。东林内阁解体后,内阁遂被周延儒、温体仁掌握。
崇祯朝的党争,导火线是崇祯元年(1628)底的廷推内阁。当时身为礼部右侍郎的东林党人钱谦益,入阁呼声很高,并被会推入选。这引起了同样想急于入阁的吏部尚书温体仁、吏部侍郎周延儒的不满,他们先是放风说钱谦益操纵了会推,继而又翻出天启元年(1621)浙江乡试的科场旧案,成功地使崇祯帝轻信钱谦益的人品有问题,而且有植党嫌疑,最终导致钱谦益丢官,并同时取得了崇祯帝对自己的信任。事实上,真正植党的倒是周、温等人。
由于在钱谦益入阁问题上占了上风,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周延儒于崇祯元年十二月、温体仁于次年六月先后入阁,前者还担任了内阁首辅之要职。
周、温两人入阁以后,自然也不会免俗,纷纷培植自己的圈子,巩固地位。不久,这两位刚刚还进退一致的同党,竟发生了矛盾,再次掀起了党争高潮。
原来,温体仁虽经周延儒之助而得以入阁,但入阁之后,位居周延儒之下,总觉得不能满足,于是便想取而代之。当然,温体仁在表面上是不会露出丝毫声色来的。
周延儒也不是没有把柄。如他的姻亲陈于泰(宜兴人,与周为同乡)被点为殿试第一;他引用的人,如登莱巡抚孙元化,恰恰在这时出了大事;他的家人被破例提升,且在原籍有种种不法行为而激起民变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他受了陕西义军首领神一魁的巨贿。一时舆论大哗,纷纷上书攻击周延儒,倒周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温体仁的暗中支持。
温体仁支持倒周,除了想取而代之外,也有其他的矛盾。如在用人方面,周延儒还不像温体仁那样,毫无原则。如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永光,想重新起用逆案中的王之臣,周延儒明确反对,并对崇祯帝说:如王之臣能用,则崔呈秀也可平反了。于是崇祯帝打消了这一念头。而温体仁当然要对周延儒产生不满。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的一些差别。
不过,在攻击周延儒的浪潮中,也有人上疏为周延儒辩护并攻击温体仁。如兵部员外郎华允诚就是如此。华允诚之疏首先指出:
“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
华允诚的意思是,局势已至如此,朝廷仍是这种样子,怎么得了!然后他笔锋一转,指责温体仁干预吏部之权,提拔同乡闵洪学接替王永光担任吏部尚书、党同伐异等罪状,给了温体仁一点颜色。
但温体仁并未就此罢休。当时与温体仁关系密切的宣府监视太监王坤,以陈于泰之事狠狠参了周延儒一本。像太监参劾内阁首辅,本来就不成体统,也史无前例。因此,朝廷上下多为周延儒辩护。周廷儒身处困境,便求助于温体仁,希望他能出面说句公道话。温体仁当然不会援手,反而唆使其党羽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罗织其罪名。吃了暗亏的周延儒,最终于崇祯六年(1633)六月被赶下了台。温体仁也就当仁不让地做了首辅,并一做就是4年。当时朝廷上下都讨厌温体仁,纷纷上书要求重新召回卸职的阁员何如宠,可惜何如宠坚决不肯应召,从而让温体仁顺利得手。
温体仁此人,工于心计,不露声色,精通权术,十分了得。自以为英明无比的崇祯帝,被他玩于股掌而不知,竟说他“纯忠亮节”。正是在崇祯帝的宠信之下,温体仁把他的权术发挥得炉火纯青,于不动声色中,把他不喜欢的那些大臣们,一一予以打击。
最典型的例子是打击文震孟。文震孟以正直、才卓而闻名。在他以少詹事的身份担任皇帝的日讲官时,就以敢讲、能讲而深得好感。崇祯八年(1635),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这一任命并不欢迎,但他表面上却装模作样,极力与文震孟搞好关系。每次拟旨,温体仁都要找文震孟商量,有所改动也一概听从。因此文震孟竟觉得温体仁相当不错,连说:
“温公相当谦虚,怎么都说他奸呢?”
深知温体仁本性的大学士何吾驺好意提醒说:
“此人机深,不可轻信!”
果然,时间稍长,温体仁就故意设下圈套让正直的文震孟钻。温体仁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营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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