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李梧龄1016-第22章

“你千万不可误会，我们是在帮助你，决不是要想打击你。
我也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说：
“当然，当然，我决无误会之理，帮助和打击完全是黑白分明的两码事，那有误　会的可能？又不是黑的和灰的或还需要人提醒。”
当他们听出了我话中的话后，马上勃然大怒，又换了一副嘴脸：
“你交代也罢，不交代也行，我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我们有人证、物证，　足够判你重刑！”
啊呀呀，即使到了后来他们不得不摊牌，问具体的事了，也无非是“你对某人　说了某话没有？”那也只是些连言论也算不上的话，因为那些一言半语，何尝　“论”过？即使有人咬定了检举你，又何尝谈得到“物证”？
我首先被关以后，原右派队又陆续地有人被送进了分流庙拘留所。他们是前文　提到过的陈咏春，原华东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陈象哉，上海师范学院数学系的郭厚　祯，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周善成等人。他们都分别被关在里面的号子里。
郭厚祯是一位来自溧阳农村的大学生，为人特别忠厚老实。说话不知道防备别　人，所以当然也落入了被审查的结果。审了一、二次就被带上了手铐，进行　“闷关”不问了。
周善成是个喜爱说话的人，他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得了一个法国马克思的　外号（36）。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我们的社会是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所以平时牢骚较多，被关了进来。审讯中，一再要他交代思想根源。他说思想难　道有罪？审讯员作了肯定的回答。周于是抓住了话柄，说“我昨晚做梦，梦中想　和伊丽莎白女皇相好，为什么不送我上国际法庭呢？”气得审讯员也把他铐了起　来。
陈象哉在上大学前曾当过兵，是个空军中尉。他来农场后有过一段逃跑的经历。　和他一起逃跑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右派学生徐洪慈，他告诉大家说，　当时他们两人认为在农场不会有前途了，便选择了勇敢的逃跑之路，试图通过西　藏跑到国外去。从农场逃走是很顺利的，但到了将要进入西藏时，他畏缩了，在　送徐洪慈上了去拉萨的车后，回到了农场。他对此十分惋惜，因为徐并未被抓回　来，想必已远走高飞去了国外（37）。陈说过这话就被认为有逃跑的企图；他当　过兵，又去过白云山游玩，也许面对着古战场说了些什么，于是说他想上山打游　击。提审时也被铐了起来逼他认罪。
＊＊＊＊＊＊＊＊＊＊＊＊＊＊＊＊＊＊＊＊＊＊＊＊＊＊＊＊＊＊＊＊＊＊＊＊＊＊＊＊＊＊＊＊＊＊＊＊＊＊＊＊＊＊＊＊＊＊＊＊＊＊＊＊＊＊＊＊＊＊　36　上海在有法国租借的时候，法租借巡捕房（即警察局）的包打听（即密探）　大多为苏北人，人们憎恨这些人，由此便贬称苏北人为“法国人”。周是苏北　人，大家拿他开玩笑，他也不在意，接受了这个“法马”的雅号。他的信仰和　现实的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平反后，得了精神病，不久去世。
37　在90年代我们又见到了徐洪慈，他当年也并未能逃脱厄运。在边界线他被捕　了，因为当地的劳改农场需要劳动力，就未被送回，就地判刑劳改。云南的劳改　农场条件远比安徽苦，他挨满了刑后又逃到了中蒙边界，越界成功，到了蒙古。　在蒙古他作为偷渡犯被捕，却也因当地的伐木场需要劳动力而被判刑劳改。在伐　木劳改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刑满也是留场就业成了在蒙古的华侨。娶了一位蒙　古姑娘为妻，生儿育女。80年代，知道国内右派平反的消息，举家南回，被安排　在金山石化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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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以上的几位和我都并无太多接触。然而，不管是他们的事，还是其他右派队　里被揭发出来的一些言谈，都被某种幻想联成了一个大案件。而他们幻想中这个　大案的头便是我！
说到逃跑，便联系我的社会关系，幻想有大学教授做我逃到国外的后盾。说到打　游击，我也曾去凭吊过古战场。
当然，只要还有一点头脑，是决不会相信存在着这样的案子的。然而，干部间的　勾心斗角却不惜在他们所管的属下中制造冤案。其手段之狠毒、天良之丧尽也就　可见一斑了。后来在文革中，最高当局间的权力之争不惜以全国人民为其牺牲，　不惜拿对自己恩重如山的部下开刀，其手段亦如出一辙。
我如果象某些人那样软骨头，顺着他们的提问瞎说，那可真会构成一个涉及许多　人的大冤案的。这样的软骨头并不少见。在当时，虽说是不重口供，但如果你供　认了，当然自找苦吃。你要是坚决不认，他们毕竟也得找些根据。只要有一个人　检举你一句话，证据便有一半了。如果你认了，当然就此定局。如若你否认，他　们得找一个旁证。于是他们找了一个人说“某人对某人说过某话，他们都承认了。　你当时也在场，你如不揭发，则与之同罪，…　”或者他们说“某人检举某人某　句话，他说你也在场的…　”。这个办法往往就会见效，被问者如果是个软的，　当然就供了。有时他并不全软，却是个半软，他会在第二种诱骗下上当，他会想：　我什么都不肯检举是要吃苦头的，我并不想出卖人，但既然某人已检举了，那么　我也承认，反正不是我检举的。还有其它的话我就并没有说出来呢。但是他错了。　一个人的检举没有旁证是构不成证据的。
当然，象逃跑到国外去，象上山打游击这样的无稽之谈是实在找不到证据的。无　怪他们要把陈象哉铐起来逼了。　他们盘问了我好几天，问我的海外关系。我断然否认。然后，那陈队长得意洋洋　地从我的两大卷案宗中取出一样东西来一扬，问
“这是什么？”
我说“让我看。”
原来那是一个邮包盒纸片。我的姨母在灾难年代从香港寄给我母亲的一罐猪油，　母亲寄给了我，谁知这随手扔掉的纸片也有人拣了去邀功请赏！
问：“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不交代？”
“这是我姨母，几十年都不见面了，有什么可交代的。”
“她几岁？”
“80多吧。”
于是就问不下去了。要是我回答40几岁可就麻烦了。
又有一次问：
“你为什么说毛主席是tyrant？”
“没有这事。”
“某人检举你说过。”
“他胡说八道。”
“另外还有某某也检举你说过！”
“哦”我装着回忆的样子“是的，我对他们说过毛主席有talent，他们不通英　文，凭想象瞎检举。”
“狡辩！”
审讯员陈、颜、杨毕竟比生产队的队长文化程度高些，审我时，这三人中先以　陈为主，后来则是转到杨手中结的案。陈40来岁，杨则有50多了。他们都是老　公事，很有办案的经验，对我的态度还不算坏，尤其是杨，虽都竭尽诱供之能　事，但从没有对我拍桌拍凳的。颜队长30来岁看来地位高于两者，是在陈审不　下去时接上来的，时间不多，也还能讲理。
我的案子约审了半年，慢慢地提审少了，大概结了案等待着处理。进入了　“闷关”的阶段。有一天晚上，杨队长值班，无聊了把我叫去聊天。他指着一张　报纸说：
“这类文章大概也就是你这样的大学生能写、能懂了。”我一看文章的标题是评　陶里亚蒂的，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九评文章之一，不明白他对我说这话的　含意是什么。但他接着又自己说下去：
“政治上这样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弄得懂是非呢？你能和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于是说：
“我从来也不看这种文章的，也不认为其中有什么道理。要说修正主义，又有　哪一个主义可以不修正呢？哪有一成不变的主义呢，马克思看见蒸气机想到了　共产主义，列宁说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那我们又何必研究原子　能？不早就可享共产主义的大福了吗。政治上骂来骂去还不是谁凶谁有理，我　们还是省点脑筋，眼不看心不烦为妙。”
他听了点头称是。后来又谈了一会，那天他似乎喝过酒，也不知是什么情绪，　具体说的话我记不真切了。但给我的印像是他也很苦闷，年岁大了还只身在劳　改农场工作，家属远在上海，无处可以随便说话，所做的工作也往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