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出书版)-第55章

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借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是古人错了吗
我那篇从清史解读当代改革的文章发表以后，有朋友问：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可耕土地？
我的回答，可谓直截了当：
“有！当然还有可耕土地！”
所以近几年有同人批评说，康熙、乾隆都错了。
我虽知道当时还有土地可耕，却不能认同这种以为古人、当事人“错”了的看法。
即使事实上还有耕地可以开垦，这种“实事求是”的“客观主义”，也是一种“肤浅”的学问（也许属于“考据学派”吧，一笑）。它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呢——不过是证明批评者自己比别人“高明”罢了，却没能抓住时代（无论是历史还是现代）的重大问题。
这样做学问可就太简单了。至少，我们应该追问，康熙、乾隆两位皇帝，为什么要这样想、这样说呢？
他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于开垦土地，而要往前一步？
所以我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只顾当下（当时也有许多地区已面临这一问题，即在土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在“基本经济区”即运河沿线省份）。怎能轻率地说他们都错了呢！
朱子的说法或许可为参考：
“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
“是且虚心，随他本文正意看。”
“且要晓得句下文意，未可（未得其意）便肆己见，妄起浮论。”
“欲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钱穆《学龠》）。
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上的“禁忌”，这就是在“口述访谈”的方法里，切不可在访谈中，随意批评访谈对象说他“错了”（朱熹也说过：“且从他说尽，不可剿断他说”——钱穆按：近代学人最易犯此病）。
为什么“口述史”里要这样规定，——《过去的声音》中的《访谈》里特别强调：面对一个口述者，你要“尊重”他，表示“理解”和“同情”，“坐下来静静地听”。哪怕是陈述他极其荒谬的理论，使用他最最愚蠢的论点，“你不能反对，也不能表示异议或嘲弄”，——请同学们想一想？
对《从清史解读当代》一文的解读
我对清代经济政策的研究，始于1982年，研究生毕业不久，不想距今已有30年时间了。
很长时间，我都不看好这篇文章，包括我的小书（《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暨第二版《活着的传统》）。在那些近于晦涩的文字里（包括1987年在美国若干所大学的演讲），都没有提及当代，只是在讲清史（当然在明眼人，如北京的两位老友和华府的两个对华顾问，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这篇文字“看不懂”并没什么奇怪，它确实“不好理解”。
要想弄明白，我以为就要回到80年代。这是解读它的一个切入点。
因为“时过境迁”，许多已经不是“时代问题”，而成为“历史问题”。它已是一段历史，和历史的思考。
另外，并非每个人都关心农业问题，即使在那个“农村”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成为“改革”的突破口，也有很多人不关心它。我们总不能说那些人是“为学术而学术”，是为“混饭吃”，“为稻粱谋”。何况在这之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呢！
在课堂上，我不得不讲述这段历史，但也尽可能避开它，宁可讲些别的。
只是到最近几年，因为友人唐晓峰回忆起过去的一段故事，我才想到，说不定那篇文字，在当初还是有些价值的。退休以后，我整理旧档，找到了“带头大哥”的那封信。但也不过如此。
最近，因为另一篇稿子，吴思先生给我“出题”，我才写了这篇文章。才把许多话说的这样清楚，即清楚地把相隔二三百年的历史联系起来（所谓“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点明“古今”之间的关系，给它一个“定位”。
30年了，才达到这样一个境地。自己一直也不怎么清楚（至少和今天相比，尚有一定的距离）。学问，需要“积淀”，这也算是一个例证。
这样的文章，看得懂看不懂都没关系。它本身已是历史，跟当下各位必须表态的事情不同，我也不会给您扣一顶“不想当明白人”的大帽子。
尽管我觉得它很重要，认为这是近三百年中国经济史里，第一等重要的大关节之一。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把它揭示出来，也许这就是这篇文字的意义所在。尽管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