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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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他因脚趾头突然疼痛,住进了阜外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了下肢血栓。这是一种较危险的病,可他并不在意,经中药治疗了两个月,便出院了。 
出院不久,他由学生陪着,便去了内蒙古考察。 
1980年9月,即刚从内蒙古回来不久,他又东渡日本讲学。 
就在这次日本讲学期间,百忙之中的他还对“北京人”的下落情况进行了寻访,并听说了一点有关“北京人”的线索。从日本回国后,他便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资助他寻找“北京人”化石。这封信的大意是:1980年9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的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77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这“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裴文中的这封信发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复信,同意资助他去寻找“北京人”。裴文中看完信后,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便开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了,再加上身体又不是太好,若是出门寻找的话,行动肯定多有不便,若是万一有个闪失,谁也担当不起,于是都不同意他去。 
当他的夫人把这个意见对他讲了后,他却有些生气地说:“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呀!但国家起码应该重视这件事情!” 
由于生命的衰老而使他无法了却心头这桩最大的心愿,他的情绪多少受到一些影响,渐渐开始低落起来。他常常在家一边踱步,一边叹息,整日不肯多说一句话,脑子里好像总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家里人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只摇摇头,叹叹气,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写一封信。信写好后,他并未急于发出去,而是反复修改了好几次,等改到他认为比较满意了,才郑重其事地用毛笔把信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然后再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六个大字:胡耀邦同志收。 
他在这封信中首先简略地介绍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想干成这件事的意见,希望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促成到美国寻找“北京人”化石一事。 
如果这封信当时能顺利地发出去,并能顺利地到达胡耀邦同志的手上,那么依据胡耀邦同志的性格和为人,中国派人到美国去寻找“北京人”一事,很可能会成为事实。何况,胡耀邦对裴文中是熟悉的:1975年胡耀邦到研究所时,就亲自看望过裴文中;就在前不久,在政协礼堂召开茶话会时,胡耀邦还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过亲切的慰问。 
遗憾的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这一计划再一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来自单位领导的反对,也不是来自社会的直接压力,而是来自家庭的过于谨慎。 
他的夫人说:“这封信我看不用发了。就是发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儿子裴申也说:“这件事你跟胡耀邦说什么?胡耀邦同志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来管你这件事?你要是把信发去了,不是给人家中央领导添麻烦吗?我看这信就别发了吧!” 
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还是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第一位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大师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对“北京人”的寻找,却并未因此中断。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的某医院里,一位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便急召亲朋密友前来身边,对有关后事一一作了安排。而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先生。 
当晚,这位日本老兵与久三枝先生进行了一夜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北平,他作为日军731部队的一名大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平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焦急、恐惧而又万般无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藏匿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2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然后挖坑埋藏了。当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为了便于日后查寻,他还特意用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划掉了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来日辨认。当这一切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罪恶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731部队的日本大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而从不肯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终于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而且,当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这个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即将撒手归天之际,他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这个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便很快撒手人寰了。而剧作家久三枝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久三枝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腾刚清。 
嘉腾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65岁,15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七十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并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
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情。于是为了证实那位原日本731部队大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着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嘉腾刚清告知他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院东南侧2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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