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46章

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为四、五、六角，这样多数人将抽到四、五角，这种方式比较活泼；四、饭馆为中小餐馆，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轮流去品尝上海名餐馆的佳肴了。”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作家有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等。聚会不预设谈话主题，“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聚餐会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举行，故茅盾命其名为“月曜会”。
画家陈石遗八十寿辰时，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等咸集苏州胭脂桥给陈祝寿。贺客之一的彭鹤濂见状赋诗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吴梅在《鸳湖记曲录》中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场盛会：“丙子七夕，啸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
上世纪30年代，清华教授有的住校内，有的住城里。金岳霖住城内北总布胡同，与梁思成一家是前后院。他回忆说：“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
1934年8月，徐悲鸿夫妇游历欧洲、举办巡回美展后回国，接下来在南京“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某日戴季陶请客，席上问徐悲鸿：“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悲鸿听了略微一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之前。”
蒋碧微在中法友谊会供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参加过由外国太太组织的一种联谊茶会，这个聚会每周一次，轮流做东，以闲谈为主。蒋碧微说：“这些嫁给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的话，便使用国语向我说：‘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华、蒋碧微等11人在重庆发起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固定在蒋碧微家。除这11人凑一桌为主人外，再另请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专业区分。例如请文学界的，就叫“文学专号”，考古界的叫“考古专号”等等。每聚一次称为一期，每12期为一卷，每卷设一主持人，称“主编”，第一卷的主编自然是蒋碧微。张道藩、老舍、蒋梦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请去作客。蒋碧微说：“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个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国初年，邵飘萍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某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内预备好电报纸，让两辆自行车守在门外。这些大员们兴致勃勃，无所避忌，酒后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飘萍则随得随发，宴会尚未结束，各种消息已电达上海。
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郑逸梅回忆说：“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到清华工字厅参加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后来有人记述了这一场面：“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于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王国维便自沉于昆明湖。国学院的毕业宴会，也成了王国维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发出邀请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许寿裳：“廿一日下午约士远、兼士、幼渔、玄同四五老朋友来谈闲天，晚上就吃乡下厨子做的便饭，乞兄参加，并不是吃饭，乃只是为谈天计而粗具茶饭耳。如天气尚早拟令家中小孩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来，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来能及否也。”
《文学季刊》的编者为了拉稿和联络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请了一次客，应邀赴宴的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文学季刊社请客……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三三两两一小组，热烈地谈着话。”
民国后期，梁思成夫妇住在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梁家每天下午4点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妇外，常来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等。林洙回忆说：“金岳霖先生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
李准字直绳，宣统年间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参与镇压黄花岗起义。晚年他在天津当寓公，一次宴会与扬州名士方尔谦同桌，方有意戏弄李，说：“今日见一西洋女子裸体画册，有人告我女子之美，全在曲线。”李点头甚表赞同，方接着说：“用曲线女子对直绳将军，可谓工巧。”众大笑，李自知被耍，也无可如何。
14．交游
张宗昌任北京暂编第一师师长时，认识了财政部次长潘复，两人打得火热。潘复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张宗昌每到两地，必以潘家为寻欢作乐之落脚点。有一次张在潘家与其他显要打牌，输出去万余元，被“打立”了，无法付现，更不能一走了之。尴尬之际，潘将其亲信、边业银行经理王琦找来，代为垫付。张对潘非常感激，视为可共患难的朋友。
1927年，康有为来天津见溥仪，住在日租界息游别墅。一日，潘复请康吃饭。康有为早年以变法名世，晚年则以书法名世。他在潘家当众挥毫，凡是来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来者不拒。结果从早8点到晚8点，康有为连续写了12个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潘复退出政界后，天津小营门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热闹气氛。商震、于学忠、宋哲元、孙殿英等在朝在野的军阀及金融界闻人陈亦侯、王孟钟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时，他便外出消遣。潘本来不抽大烟，由于天天熬夜应酬，体力日益难支，渐渐也染上了烟瘾。
老牌军阀陈调元喜交际，好热闹，出手阔绰。他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其南京龚家桥的公馆每天车水马龙。南京政府的大员如张群、顾祝同、张厉生、蒋作宾、贺国光、张笃伦、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馆熙熙攘攘，俨若一招待所。一日，一乡下老头找来，从容地朝里走，门卫问他找谁，对方答：这是我的公馆。门卫说：你弄错了，这里是陈调元总指挥的公馆。老头说：陈调元是我儿子，这不就是我的公馆吗？其时陈父已死，陈母尚在。老头确实弄错了。陈调元事后说：“这才倒霉呢，哪里钻出个爸爸来哩。”
萧乾十几岁时，考进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不少名人送过刊物或稿酬。多年后，他在上海见到鲁迅，问鲁迅还认不认得他。鲁迅定睛看了萧乾好半天后，亲切地笑了起来。
上海书画名家王一亭（名震）交游甚广。他的作品虽有润格，但常有熟人介绍，不付润资，王也一律应酬，只是在下款“王震”两字的上面，加“白龙山人”四字。“白龙”为“白弄”的谐音。
上世纪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蒋介石曾登门拜访。段祺瑞的小女儿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