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出书版)-第52章

九、干预租佃关系
康熙年间，政府屡次蠲免田赋，也屡令田主照蠲免分数免征佃户田租。雍正十三年，高宗于免除历年积欠钱粮之时，再次“劝减佃租”：
“（蠲免积欠，佃户未被恩泽）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55＇
乾隆五年议定，旗地“若并未欠租而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审实治罪”。同年，河南巡抚雅尔图请定豫省交租之例，改为按受灾分数减租，得旨允行。＇56＇寻因御史陈其凝奏，官为立法，强以必从，则挟制争夺，必滋扰累。议定仍照雍正十三年谕旨，实力奉行。＇57＇无疑问的，在所有政策制订中都存在着一个可行性问题，特别是对那些要在广大地区长时期中长期实施的政策来说，这一问题就更为突出。
乾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内载圣祖希望山东有身家者“减轻田租”、“赡养佃户”谕旨时，又提起这一问题，谕：
“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揆厥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夫睦娴任恤，自古为重，利岂专在贫乏，富户均受益焉，……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即水旱无虞大困。……”＇58＇
似已超出了前述蠲免的范围，而提倡一般性的减收田租。是年，雍正五年所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也终于修订完成。从此追讨欠租就变成了政府的责任，用斯科特的话来说，目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直接统治”。＇59＇同一时期，民间租佃关系也有所调整，地租实收率不断下降（大约下降了二十个百分点），租佃制度得以修订。＇60＇
康熙年间黄六鸿曾说，“有司诚能爱民”，应“视四境之土田，如己之庄产，四境之农夫，如己之佣佃”。＇61＇这种把所有田产、农夫都视为国家之产、国家之佃，以及让政府积极承担更多责任的想法，正是在乾隆初年得到了高度的发挥，并在土地与租佃制度的讨论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清政府对于改变土地制度的主要设想，出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人正是通过这一轮讨论，才确立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和租佃制度，而不再将其变更。清代的这些制度，——包括土地占有在内的财产私有权，土地的租佃制度，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行业的相对自由，某种水平的市场组织和市集活动的存在，——都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它于无论怎样评价，其作用却是无法抹煞的。正是这些问题，到二十世纪又重新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它在严厉的批判之后，又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内，随着“农村改革”的发生而一一恢复。因此，在二百年前发生的这场争论，就更值得今人重视。
十、划分社会阶层
十八世纪中国还存在着类似“划分社会阶层”的现象，据法国学者魏丕信（Will）研究，在因灾对纳税人蠲免赋税时，政府规定纳税在五两以上的算作“富户”，一两以下的即为“贫民”，介于二者之间的为“小户”（其他经济上的差别则不考虑）。其中“富户”不予蠲免，“小户”依照受灾损失程度依次减免，“贫民”则全部蠲免。在因灾赈济时，必须优先照顾最贫困者，如果情况允许，再扩展到受灾较轻的那部分人；尽管在中央政府眼里，典型的救灾受益者就是只靠自己劳动维生的农民家庭。乾隆初年，一个制度建立起来，它把人口按照“贫”、“富”的范畴进行划分。大体上是分为几个富民阶层（如极富、次富、稍富）和几个平民阶层（极贫、次贫、稍贫）。有些时候，其划分标准是极为经验性的（如“产微力薄，无担石，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是为次贫”），有的则提出了一些量性标准。如“极贫”为：没有任何财产，无手工业、山地等副业收入，租种地少于十五亩（或拥有自耕田地不足十亩），被灾损失达到八九分者，或“赤贫无力，及四贫无告者”；“或系佃民，或田地在十亩以内，又全行被灾，冬春难以存济者，俱应列为次贫”，等等。人们可以看到，是佃户还是小自耕农，这种土地关系的区分在确定农民地位时具有的重要性。虽然这里并没有所谓“社会阶级”的概念，但这种方式仍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土地改革中的分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如贫农、中农、富农等。＇62＇
看来，在十八世纪，“富户”与“贫民”似乎已成了一个对立物，而被常常提起；＇63＇“地主”或“富户”似乎也不是什么好名词了。＇64＇
如康熙四十二年（1701）圣祖谕旨：
“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65＇
我过去在教学中，总感觉这与其他史料对不上号。魏丕信也提到这点：较新的研究数据（约1900年）提示，在山东的多数地区，大部分农户是自耕农，还有少数大地主。但为什么康熙上谕（及十八世纪初年的一批类似的材料）要“夸大租佃制流行程度以及富户的影响”呢？这显然是“有其一定用意”的。即“期望”地主对佃户能够“贫富相助”、“有无相资”，帮助穷人渡过难关。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相关还是一个问题。＇6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尽管她描写的是十九世纪以后，也属于把问题贯通来看的一种努力。）
在我看来，在这种“意识形态”或是“流行看法”之下，地主（富户）已被置于一个受到质疑的地位，并且被加上了若干社会责任。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称羡的角色，而且多少带有了一点“反派”的色彩。其行为一旦不孚众望，就可能被扣上一顶“为富不仁”的大帽子，成为打击的对象。＇6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江忠源为秀水令时办赈，制两匾书，捐有成数即赍花红鼓吹，以“乐善好施”四字褒之；否则，大书“为富不仁某某”额于门首，责令地保巡视，毋使藏匿。又，多捐者给予禁抢告示一纸，犯者照某甲一率处死，数日之间捐银十余万两，盖皆欲得此告示作护符耳。又，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余（任建德县时）问某富家：“今年灾荒，伊家何以尚有如许谷子？”并嘱曰：“明春乏食，尚毋再积，且必零卖也”。又称：保富安贫，“但可存于心，不可形诸口，况可施之文牍乎？”由是必将纷纷扰富户。）又因其不免“启乡绅挟制朝廷之渐”，而可能引起朝廷的猜忌。＇68＇
如果一定坚持清代是什么“阶级国家”的话（虽然以二十世纪的经验看来这一点也不无疑问），我们也可以说，其政策可能并不是向“富人”倾斜的，而可能是恰恰相反。例如，无论是在追讨旧债，＇69＇还是清理欠租方面，“富户”都是很难如愿，而官府也往往不是站在他们一边的。＇70＇
以上史实也透露出，“地主”（或所谓“大地主”）已横亘在政府与万民之间，早晚要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清理对象。这不但是逻辑使然，事实上，二百年以后国民党、共产党即分别实行了土地改革。
十一、工业政策和工业发展
但不管我们把清史说得多好，有一件事却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清代没有能实现“现代化”，没能把中国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些说法也许不错，但要把它归为清代（或清政府）的“罪责”，一切评价都以曾否“工业化”（“自行实现资本主义”）为转移，必将会带来极大的认识偏差。至少，会把本文中谈到的大多数问题置于被忽视的地步。
现在已有研究发现，清代中国是有着自己的“工业”和“工业区”的。＇71＇李伯重写道，世界先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正如美国经济学者诺斯（North）所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