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阴谋》第4章

其教义被信徒歪曲和删改以合乎他们的政治目的，而教会则是桎梏个体精神于蒙昧之中的最佳工具。
阴谋理论每天都在征服新的拥众，不只透过书籍、系列剧，或者大量的互联网讯息交流，更通过面对措手不及的危机时舆论所表现出的集体晕厥，以及正视世界及其复杂性时解读的困境不断扩充它的领地。阴谋论者坚信政府间欺压百姓的合作，秘密集团的存在，马基雅弗利主义者［2］的权谋，以及所有令这个世界及其财富血迹斑斑的欲望与贪婪。此外，宣传机器也在肆意利用人类的利己主义制造着虚假消息，这样的罪恶比比皆是：麦胖症（malbouffe）、气候的改变、石油的枯竭、大流行病的传播……我们已被包围！
为何会如此成功？
“阴谋论者”试图将并无一致指向性、相互也无关联的素材疏理成一个结构完备、条理清晰，而且合情合理的解释，并通过赋予周边成分以意义，来抵达被隐藏的真相的核心。
在阴谋论中总可以找到相同的题材，通常涉及犹太人（《主业会议定书》）、耶稣会，或者其他所有秘密团体（共济会、光明会，等等）。这些由隐形权势人物控制的金字塔型组织，想要操纵和控制世界，保护和增长既得利益，攫取与占有财富和资源。通过政治的、金融的、军事的、心理的，还有科学的手段，这些精英组织和宗教团伙一步步稳稳当当地肆意“操纵着公众”。监视、欺诈、背叛、贪腐、盗窃、谋杀交错使用，轮番上演，令人不安的影响力遍及权力的方方面面：政界大佬、金融寡头，跨国企业巨贾，媒体老板，宗教领袖……
（人文）科学给我们的启示
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当舆论不能为一起事件的发生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时，阴谋理论便会乘虚而入。特别当一起重大事件的发生造成严重心理冲击与纠结，或者当政府和体制的诚信不堪一击时，更是如此。
拥有最强大生命力的“阴谋论”总是能够与时俱进，请看下列组合：“老”“阴谋论”（犹太人的，或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论”）和俄罗斯大革命组合成“年轻的”的“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论”。此外，美国逐渐爬上世界霸主宝座的背后，隐藏着来自洛克菲勒家族或者三边委员会的“魔爪”。
在《神话与政治神话》（1986年）一书中，历史学家兼大学教授拉乌尔·热哈尔戴（Raoul　Girardet）试图阐明在对政治的恐惧中，真实与想象如何相互作用。他注意到，最常见的“阴谋论”往往呈现出解释世界和当代历史的明显意图，甚至体现在超验的层面上。这种神话的变体被赋予一种“社会效用”，如同神话本身，来源并不确定，相反，表现形式却总能清晰可辩，或者是一则具有可信度的消息，或者以一个发人深思的虚构故事形式出现。哲学家罗伯特·瑞德克（Robert　Redecker）认为，这种对获知的置信拥有“自恋癖的特征……其信众为拥有一个极端重要的秘密而沾沾自喜，享受着比大学问家还要博学的快感”。
社会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维罗尼克·康冰·文森（Veronique　Campion　Vincent）以美国研究为标本，划分出精英与反个体，两大“阴谋论”的区别。精英“阴谋论”又可以细分为“右翼”理论和“左翼”理论。前者指为黑人和犹太人服务的联邦国家试图夺取白人和基督教徒国家的领导权；而后者则认为由大公司和大富豪控制的国际化机构试图建立世界新秩序。在这些“阴谋者”中，既有三边委员会、彼得伯格集团、世界贸易组织，也有凯雷集团、骷髅会、朝圣山学社，等等。至于反个体“阴谋论”，指的是透过国家和不同的机构，对个人实施难以察觉的控制，特别是对心智的控制，科学在此成为同谋。
2007年，瑞士心理学家帕斯卡·瓦格纳·埃格（Pascal　Wagner　Egger）和阿德瑞恩·邦瑞德（Adrian　Bangerter）透过与维罗尼克·康冰·文森相似的分析指出，“阴谋论”可以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指控权威派（来自“体制”的阴谋）和少数派（将矛头指向少数社团和恐怖分子）。
通过互联网，游戏（如《燃烧战车》），电影（如《终结者》、《移魂城市》、《黑客帝国》）或书籍（如约翰·勒卡雷的《不朽的园丁》、托马斯·平松的《万有引力之虹》和菲利普·迪克的《乌比克》），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安德列·塔基埃夫（Pierre　Andr　é　Taguieff）所言，“阴谋论”迎合了一种“世界中邪了”的需要，它参与了一种“世俗化形态下的信仰的重新配置与宗教的升华过程”。拉乌尔·热哈尔戴对此分析也表示认同，他认为，阴谋的神话是对一个代表善的团体——教会进行研究所得出的必然结论。阴谋在此成为“默认意愿的负面反映，这种倒错愿望的表现或多或少是无意识的，但却总是未能得到满足的。”
皮埃尔·安德列·塔基埃夫总结出阴谋论的四大结构规则，它们从非科学的简单诠释出发，建立在先入为主的预测，与“无风不起浪”的常识基础上：——没有什么是偶然发生的；
——所有一切都经过刻意掩盖；
——没有什么是表面看上去的样子；
——所有一切都与秘密相连。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这是一种对大众一致性需要的回应。在其著作的第三卷，也是最后一卷《极权主义起源》中，阴谋论被认为是极权主义产生的基石，因为以假设性的阴谋论来解释事件会把大众凝聚在一起，消除他们的疑惧，将他们引入极权主义的逻辑中。她还认为，阴谋论响应了所有那些“既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宁愿只相信想象，任由自己被那些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自身严密性的阴谋论所吸引”。作者明确指出：“大众对现实性的逃离是其对不能尽情生活和无法继续生存的这个世界的鞭挞，既然偶然性成为现实的至高法则，人类总需要不断地将混乱和偶发的状况转化进一种具有相对一致性的图解中。”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法国，和法兰西银行相关的两百个家庭被视为无数阴谋的主角；在德国，希特勒曾于《我的奋斗》中断言犹太《主业会议定书》策划阴谋；在美国，1979年众议院刺杀案调查委员会多次论证的结论都认为约翰·肯尼迪死于阴谋，而至于如今的危机，则被视为国际金融利益集团策动的一次阴谋。
“阴谋论”的提法有时也呼应了来自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曾被《纽约时报》（如果你读过约翰·布里克蒙John　Bricmont2001年4月发表在《外交世界》上的文章，你应该知道该报并不太喜欢乔姆斯基）评为仍在世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生于1928年）既是语言学家与哲学家，同时也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机制分析家，以及美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断言：“‘阴谋论’已经成为智慧的代名词，是当人们不想让你对真正发生的事进行思考时通常会说的话。”他进而谴责此理论的拥护者篡改历史和事实，蒙蔽公众或只想找个替死鬼。
按照这样的逻辑，质疑官方提供的真相可能反被认为是一种欺骗的行径，甚至也成为“阴谋”的一部分。反之，如果不去举证阴谋，就要给出真的不存在阴谋的合理解释。糟糕：给出的解释也可能被列入为欺骗行径添砖加瓦的企图。为了存在下去，“阴谋论”只能摆脱明确的依据，变得越发模糊暧昧。通过镜子的简单戏法，或者诡辩逻辑的套中套，它便可以自我证明和自我支持。
当阴谋论的证据被视为妄想症的表现而遭到怀疑时，则也可能掩盖真正的阴谋。记者兼“伪旗行动”（即假扮成敌对阵营发动恐怖袭击，从而以此作为攻击敌对阵营的借口［3］）研究专家维布斯特·塔布雷（Webster　G。Tarpley）断言，9·11事件是由来自美国情报机关和政府内部的势力集团策划的阴谋。他认为：“撰写政治历史作品不可能没有假设，是否存在秘密协定，我们可以在其采取的行动和对未来的影响上得出结论……无论是谁，如果优先将存在阴谋的可能性完全排除，都将陷入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困境。我们由此可以推断，众多后现代学界对假设阴谋论的恐惧，实际上掩盖了他们对政治思想本身的厌恶至极。”
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