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第47章

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本应集结清涧、延川地区进行休整，不要再去打榆林了。当时为顾虑中央安全，第二次去进攻榆林，结果围攻近月未下。且十二月冬临，故停止进攻，这算是犯了一个小错误。否则可以多休整一月，新式整军成绩会更大些。
十二月中旬即准备新式整军。
一九四七年，西北战场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一样，是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由防御转入进攻了。
新式整军
我在西北战场上取得了一条宝贵的经验是“新式整军”。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撤围榆林，进行整训。一纵队三五八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个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我们抓住这件事，开了诉苦大会，把它当做运动来开展。我军新老战士、干部，多数都有一本不同程度的血泪史，过去各不联系，不能成为同仇敌忾的阶级感情。诉苦大会普遍开展后，大会小会又紧密结合，一个人的痛苦，就变为大家的痛苦，大家的痛苦也就是每个人的痛苦。很自然地提高了阶级觉悟，凝结为阶级仇恨。大家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政府，消灭其军队，建立人民政府，分田地，组织合作社，才能解放自己，消灭剥削阶级。又进一步查阶级，查出了一些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人民解放军中，在坦白从宽的政策感召下，说出了他们的罪恶阴谋，这就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查工作、查斗志，都问一个“为什么”？有的工作好，有的勇敢。有的表现不好，不勇敢，多数是由于阶级觉悟不高，也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认真加以分析，进行评比，然后转到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真正做到了官兵互教。
对于干部的任命，采取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第一野战军中，有瓦子街战斗以前，感到干部很缺乏，特　别是连、排、班长三级。经过诉苦运动，提高了战士阶级　觉悟以后，提出民主推选，组织批准的办法，解决了干部　缺乏问题。推选的条件是：阶级觉悟，长处短处，指挥能　力。推选和被推选者，指挥员和战斗员一起，进行反反复　复的评比。这是一次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加强了上下级和官兵之间的团结。事实证明：被推选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上级机关原先内定的某些人，有些是不好的，而且还有坏人。经过这次运动之后，群众纪律好了，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相互关系好了，这就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种诉苦会的形式是很好的，红军和抗日时期，都没有找到这种形式；要是早找到这种形式，对争取俘虏兵加入红军，扩大红军的成绩，要快、要大得多。毛主席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全军，并誉为“新式整军运动”。
从瓦子街战役到攻克兰州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一、三、四纵队约三万二千人，集结于甘谷驿、南泥湾、临真镇，二纵队一万二千人集结于韩城以东。西北野战军总计有四万四五千人，经过新式整军后，士气异常旺盛。
当时敌军布置是：两个旅困守延安孤城，三个旅守洛川，中部、宜川各有一个旅驻守，共七个旅。我军当时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前进无后方接济，后退更无办法，非打宜川无其他更合适的办法；而围攻宜川打援有八成把握，敌如不援即可打开宜川。我们决定突然包围宜川打援。胡宗南令中部、洛川四个旅全部来援，加上宜川一个旅共是五个旅，每旅平均不超过六千人，这样敌军共约三万人。
二月二十八日已布置就绪，二十八日晚大雪，打了一次电话问一纵的情况。他们说：“雪下得越大越好”。三月一日，在瓦子街干干净净全部歼灭敌援军四个旅，无一漏网。三日晚攻克宜川，守敌一个旅全歼。此役消灭敌人五个旅共三万人，击毙敌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等人。一九四七年三月，我们一次只能消灭敌一个旅，过了一年，一次就能消灭五个旅，这个变化多么大啊！
此役后，如果有粮食时，可以回师围攻延安，而且围延打援，也是一个好办法。因为没有粮，故未拟议。
当时也想帮助中原区刘邓、陈谢两路大军。故决定经马栏峪出淳化，取邠州，扼断西兰公路。对延安、洛川之敌，留了两个旅交许光达指挥，乘延、洛之敌撤退时截击，但未起到作用，所以这次分兵是不对的。
占领邠州控制西兰公路后，胡宗南从河南调回四个旅，另有广西军一个师（似六十五师）；撤出延安两个旅，逃回西安。我军收复延安，这离我军撤离延安的时间为一年。
我一纵深入宝鸡，破坏胡宗南总兵站基地。这对缩短西北战争，增加胡宗南的困难，起了某些作用。但对马步芳部积极援胡估计不足；对胡从豫抽援部队之快，也估计不足；加以分散了部分兵力，使我深入宝鸡后，回师时弄得很被动，也很疲劳。毛主席一九四七年四月指示，要把胡宗南军磨得十分疲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指示。部队到了十分疲劳时，即消失了战斗力，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的。
为了筹粮和休整，又回到白水地区，在蒲城县以北歼灭由韩城南退的一个师。我一野全部即分布在黄龙山区、韩城、中部、宜君、同官、耀县、富平、白水、蒲城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一九四八年冬也是在这个地区过年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我奉中央命令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未开完，毛主席即令我去帮助指挥进攻太原。得手后，大约四月中旬，中央将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我即将十八、十九兵团带去西北。去中央开会及打太原来往共用去三个月时间。
五月下旬返回西北前线。部队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十八、十九兵团到西安平原时，巩固了西安、咸阳两城。经过了一次扶战役，消灭胡宗南四个军，结束了胡宗南在西北十二年的统治，解放了宝鸡。十八兵团留守宝鸡，对付胡宗南退汉中残部。十九兵团随第一野战军西征，在兰州进行了一次恶战，全歼了马继援军。八月二十五日解放了兰州，九月五日解放了西宁。十九兵团单独消灭马鸿逵三个旅，马鸿宾五个团。一九四九年九月，西北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十月初（大约五六号）我到酒泉，同新疆派来的陶峙岳谈判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三月份，当我军撤离延安时，全国解放区均处于战略防御；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初，这一年中，全国各解放区均先后转入进攻，这个变化是多么大啊！由放弃延安到瓦子街战役胜利是一年零十八天，由瓦子街胜利到攻克兰州，是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内，解放全国领土五分之二（包括新疆），打了二十次旅以上的战斗，至于团以下的小战斗，就没有去计算它了。只有人民的武装斗争，才能解放人民自己。
西北解放战争时间共是两年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不到四年。全国以一与四的对比，战胜了优势的敌人，解放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把世界革命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两次错误和一条宝贵经验
我在西北战场有过两次错误，和取得一条宝贵经验。
第一次错误，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旬，打下清涧，活捉了蒋部师长廖昂后。陕北气候寒冷，部队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战斗，应该就在清涧、延长线进行整训，不要再练。如不再打榆林，新式整军可以多搞一个半月，成绩会更大些。我在作战指挥上有一个优点，就是不满足于已得胜利；但求之过急，就变成了缺点，而且屡戒屡犯，不易　改正。第二次打榆林，只是想到中央在米脂、绥德一带不　安全，打下榆林就放心了，未考虑其他方面。
第二次错误是在瓦子街战役大胜后。进占陇东、邠州，截断了西兰公路之后，应当集结兵力，进行休整，争取教育瓦子街战斗中的大批俘虏。但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的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